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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对潘汉年有很好的印象，现在他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
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来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5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
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还宣布：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疾病中的李克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1955年5月，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来北京，谈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
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 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
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农仍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后几经周折，最终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但李克农却很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1961年，在大脑有了一定恢复、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更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十人。我正式开始工作，暂定1961年8月15日开始。
以上各项请审阅批示。此。李克农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为能继续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1961年8月28日，李克农一行离开了北京，开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农返回北京。几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元气大伤，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使他整夜难眠。
病逝
1961年1月6日，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赵瑛因病去世，这令李克农悲痛万分，不能自已。
李克农的女儿李宁曾经用这样深情的笔调谈及赵瑛：母亲早年即伴随父亲从事地下斗争，走过了坎坷的道路，经历了艰辛的岁月。她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充满着爱，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她除做好本职工作外，父亲的生活全由她照料，有时还协助父亲处理些棘手的杂事。如解放后，大批亲友纷至北京，认为父亲当了“大官”，都想来谋个“一官半职”。母亲即根据父亲的授意，热情地接待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共产党的“官”不同于国民党的“官”，是不能任用私人的。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除个别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按政策通知当地政府给予适当安置外，余均婉言相拒。并从父母的工资中给他们路费，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母亲在退休和患病期间，仍关心国内外形势，参加组织生活，思想始终注意着党的事业的进步。一九六○年，她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癌症）之后，她想到的还是别人。她郑重地对医生说：“我的病已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并拒绝用药。谁料到，时间是这样无情，仅仅六个月的时间，母亲就溘然长逝了。在她逝世后，我们整理她的衣物，发现她有些内衣内裤打着补丁。我们都相对无言潸然泪下。母亲！你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困难时期，你熬过了艰辛的岁月，解放后，你仍不忘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美德。……
她去世后，同志们悲戚地称颂她：“坚毅忠贞，历尽艰辛，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教育后代，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父亲在母亲逝世后，也深情地称颂母亲为“母仪典范”。
然而，被李克农称为“母仪典范”的赵瑛的病故，给了这位被夏衍誉为“最好丈夫”的李克农以异常沉重的一击。据原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炎庐回忆：“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吩咐他的子女将赵瑛生前的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