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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
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
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危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
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
两航的讨论
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
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
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
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
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
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央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
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
两航的员工也因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
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
“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两航”起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
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
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
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
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
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
“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