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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
“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
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
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
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
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
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
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
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第七篇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撤离延安
和谈破裂，战火再燃。
自1947年3月始，蒋介石在向中共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改变军事战略，实行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地首先成为国共双方陈兵逐鹿的主战场。
陕北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蒋介石派遣他的得意门生、国民党西北绥 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25万人马，分五路向陕北发动突然袭击。
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李克农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多方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此时成为李克农手下的两位奇兵。
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不久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晋西北党务办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委任其为山西省调统室主任。
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南京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后来中统派他到西安，委任他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
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缪庄林进行了会晤，晓以革命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李克农的感召下，缪庄林开始秘密为中共工作。1945年11月，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的李茂堂也秘密到达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经过谈心，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李克农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予以特别批准。
有了缪庄林和李茂堂积极的工作，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调统室、陕西调统室的密码，得到了蒋介石与“山西王”阎锡山进行勾结的情报以及陕西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联合会议的全部记录。这对中共中央掌握延安周边的敌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胡宗南部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于是年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
撤离延安前夕，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安全的重任落到了李克农肩上。胡宗南大兵压境，形势十分危急，叶剑英和杨尚昆等几次催他赶快撤离。李克农却说：“毛主席不走，我不能走。”3月19日，胡宗南手中的王牌———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占领了空城延安。尽管延安城此时已空空如也，胡宗南还是兴奋异常，他立即向蒋介石发电：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其时，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总数也不过两万余人，且已悉数撤离，不知胡长官俘虏的“5万”人从何而来？蒋介石接电后，尽管情知有诈，仍然欣喜地向胡宗南发来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除了发电嘉奖外，蒋介石还下令授予胡宗南一枚大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高兴之余，蒋介石不忘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下难忘的一笔：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唱的是一出“空城计”。他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陕北转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三个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作战；刘少奇、朱德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李克农则和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一起，在叶剑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为确保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李克农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地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
1947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下午，北国早春的寒风钻心刺骨，在晋西北临县的三交镇，来了几位骑马的军人和警卫员。为首的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是叶剑英。李克农、杨尚昆和李维汉紧随其后。他们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和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调查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共3200多人在这里扎营。
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