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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谢和赓对这位著名的女演员由尊敬而转为爱慕，王莹也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谢秘书充满了好感。
谢秘书人品不错，可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啊！自己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念及此，王莹又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进退维谷。
李克农帮忙解开了这个结。
平生最爱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敌演剧队二队受中共委托，准备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号召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和后方难民。但这需要向白崇禧申请出国护照以及批发旅费。
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谢和赓头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剧团的申请报告上，大笔一挥“照此办理”，一大笔款子就到手了。手续办妥后，兴高彩烈的谢和赓带着批示原件， 去找王莹和金山二人过目。
正当谢和赓拿着批件，坐车向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时，忽然，在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谢和赓透过车窗发现了身着长衫的李克农，只见他和王莹、金山一起，正有说有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处长的关系！”谢和赓知道，自己和李克农的关系，中央有明确指示，决不能暴露给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机急转弯。
可到处是人流，汽车无法掉头。
无奈，谢和赓只好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们。可被称为“只眼先生”的李克农，这时眼睛却尖利起来，一眼认出了车上坐着的他。李克农的沉稳老练、认真严谨是出了名的，这时，却因一时激动，打着手势向谢和赓走来。
谢和赓只好磨蹭着下了车。李克农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那种亲热劲儿，完全是党内同志之间所独有的。一旁诧异的王莹和金山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谢秘书和八路军的李处长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谢和赓忙把白崇禧的批复拿给大家看，三个人都很高兴。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该怎么办。李克农说：“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临分手时，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王莹也用芜湖话亲热地说道：“谢谢你，活根同志！”（芜湖话将“和赓”念成“活根”）
从此，两人神秘的面纱一抹而去，真心相爱了。
而李克农呢，因为“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红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而受到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 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耍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和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赓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