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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提“反蒋抗日”。这个提法张学良不同意。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
李克农尽力解释，也没能说服张学良。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张学良又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接着问道：“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于为什么不走宁夏、绥远，李克农未多作解释，张学良也没有深究。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盛世才此时与苏联关系较好。
最后，张学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和张学良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谈笑风声，潇洒自如，会谈气氛十分热烈。
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发长电给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以后的行动。
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谈判结果深表满意，对李克农一行表示慰问，并请李克农即日赴山西石楼晤谈。
7日，李克农一行三人，取道延长河，前往石楼中共中央所在地。当天，中央召开会议，李克农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报告了此行经过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事实上，李克农发电回来当天，中央即已研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我方全权代表，再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联名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打电报，内称：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延安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延安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张学良亲驾飞机，带着他手下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已到延安。张学良在上海的时候，曾授意李杜秘密探询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设法接上关系，刘鼎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给张学良的。
刘鼎，四川人。1924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
延安会谈
1936年3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秘密安置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刘鼎在西安和张学良长谈数日，张学良对刘鼎的高论颇为赞赏，盛赞刘鼎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因而这次和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带上了刘鼎，委以心腹。9日晚上8点，周恩来、李克农一行进入延安。为防走漏风声，红军小分队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布置。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将在这里举行。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周恩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就已赫赫有名，此刻，刚毅的脸庞上蓄满长长的胡须，更显得神采飞扬。
会谈伊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岑说起过。”周恩来奇怪地说：“怎么，张伯岑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岑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