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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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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其人
在周璇神经错乱、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一唐棣。
唐棣是这样一个人，据他自述：“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和‘育才’中学……’”
从唐棣以上自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搞美术的教师，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据他自己说，是在1951年8月上旬，电影《和平鸽》的导演顾而已在其寓所介绍他和周璇认识，并是顾而己请他作为电影《和平鸽》的业余美工，给周璇画一幅电影《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
我们姑且认定唐棣以上所述，全部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就在唐棣认识并在为周璇画广告宣传画时，恰恰在这个时候，电影《和平鸽》拍摄到了后期，八、九月间也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时期，这从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日记和发往香港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趁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姓同居着（直到1954年才分居）。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因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
法院认定唐棣对周璇实施的行为是诱奸，参照《婚姻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还是属于从轻处罚的。从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很重视周璇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们要保护周璇的声誉，保护周璇的身心健康。
而唐棣的这种罪恶行为，无疑是对病中的周璇雪上加霜，加剧了她的精神崩溃，使得周璇后来一次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终生难以治愈。
再说，法院认定唐棣的诈骗罪，也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除了唐棣自己供认的从周璇那里得到两根小金条和旧币1200百万元以外，据知情人说，周璇寓所里的浮产，也正是被唐棣罗掘一空。
为此，当时的剧影协会只得临时成立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来阻止唐棣的诈骗行为。至于，这个“小组”是否合法，以及最后是如何处置周璇财产的，等等，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法庭上，唐棣辩称，他的上述行为是经周璇同意的。从法律上讲，即使周璇同意，对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唐棣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强奸和诈骗行为。
判决了唐棣以后，周璇的精神病仍不见好转。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帮助、挽救周璇，但已经很难奏效。
这时，他们才知道周璇怀孕了。文化局和剧影协会根据精神病院医生的建议，完全是出于配合周璇治疗的目的考虑，出面将唐棣从监狱暂时保释出来。
在周璇生下她第二个儿子后不久，唐棣又被司法部门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
一年后，人民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外的影响，再次释放唐棣，并正告他，不准再去纠缠周璇。可是这个唐棣，还是执迷不悟，带着在他诱奸下、周璇生下的儿子，四出奔走，以周璇的名义，要钱要物，寻衅滋生，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周璇的声誉。
他甚至潜入精神病院，骚扰在静养中的周璇，给周璇心头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致使周璇的精神创伤长期难以痊愈。
1956年9月，唐棣又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冯XX。进一步暴露了此人的流氓本性决非偶然。这种行为放在“严打”时期，够枪毙的。
因此，当周璇1957年9月，不幸病逝后。唐棣旋即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刑事犯罪案发，又一次被政府逮捕。这次司法部门不客气了，数罪并罚，加上历史问题，依法重判了唐棣有期徒刑12年。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至今都没有撤消。
周璇的一生中，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较适合她的比较理想的男性伴侣，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剧。
在严华、朱怀德和唐棣这三个男人中，根据周璇的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前两个和周璇交往了八、九年的男人，在他们与周璇交往的初期，还是给她带来过一些甜蜜和快乐的日子（周璇在51年9月28日的日记里，还称其为怀德，便是一个铁证）。只是到了后期，这两个男人都表现得不很不像样，令她失望。当然，周璇也有自己的弱点。
而那个唐棣，明知1951年新中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他又是一个需要坦白登记的对象，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经历的人在当时都像惊弓之鸟陷于极度恐惶之中，他明明应该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居然还要去诱惑神志不清的周璇，这岂不是拖人落水、岂不是在害人吗？
他仅仅和周璇接触了有限的几天，却从一开始就给周璇带来灾祸（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周璇身后，他仍到处兴风作浪，让周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他是周璇的一生中的最大的灾难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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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