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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