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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作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及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