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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