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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PierreCharron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Basapou。）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问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乎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象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年二月付排，一九三○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