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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最近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十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三月版）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写毕初稿。“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改毕二稿。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完成三稿。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改定。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补充材料于上海。
后记
后记
“我以为，报告文学作者的眼睛，应当是读者的眼睛。读者关心的、渴望了解的，正是报告文学需要‘报告’的。”我在报告文学选《雾中的花》（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的后记中，曾这样谈及我的“报告文学观”。
我写人物传记，有作如是观。中国乃泱泱大国，人物如林。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传记文学作者的驰骋天地，都不及中国辽阔。自太史公始，中国的传记文学有着悠久、优秀的传统。如今，除了“奉命立传”之外，传记作者有着充分的自由选择传主。我的选择传主原则，大凡有二：
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第二，无人涉足。
“知名度高”表明传主是众所关注的：“透明度差”，则表明读者欲知而未知。诚如我那本报告文学的书名那样——“雾中的花”。
至于“无人涉足”，因为我不喜欢去“轧闹猛”，也不喜欢别人嚼过的馍。何必呢，去跟人家争题材，或去写人家早已写过的人物。尽力避免重复劳动；何况，中国值得立传的人物成千上万。
基于以上原则，所以我写傅雷，写傅聪，写马思聪，写殷承宗，写戴厚英，写罗隆基，写王造时，写陶勇，写常溪萍，写彭加木……也正因为这样，我写了长篇文学传记《姚文元传》。
一般来说，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点棘手。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我倒觉得，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得之不易，倍感珍贵。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交叉。尊重史实是传记文学的铁的原则。真即真，假即假，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这种写作，如同戴着枷锁跳舞，绝不可象写小说那般浮想联翩。这种近乎“残酷”的创作原则，我却能够适应。因为我原本是自然科学统帅麾下的小兵，受过正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懂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写人物传记，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有时几乎要跑断腿；在我看来，如同当年在光谱仪旁，为了测得一个数据，要摄谱、冲片、对谱、测黑度……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也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传记文学具备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前提就是尊重史实。不然，那只是小说了。
写人物传记，倘若传主健在，能够面对你的录音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那样的采访是很省力的。《姚文元传》一书的艰难，不在于写，而在于采访。不是“七分跑，三分写”，几乎成了“九分跑，一分写”了。因为姚蓬子已死，而姚文元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无法面对面采访，只有依靠“迂回包抄”了。
当年深受“四人帮”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监狱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给了我以很大的帮助。他指点道：“文献是由文与献组成的。文，即档案，史书，是死的材料；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献’。因为‘文’总在那里，一、二百年以后的作家要写，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写《李自成》那样。‘献’却要抓紧。一旦重要的当事人死了，‘献’也就没有了。”我听从他的指点，从“文”、“献”两个方面开始采访。
“文”，对于姚氏父子来说，包括两大类：一是作品，因为姚氏父子皆为作家；二是档案。
查阅作品是顺手的。我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图书馆，从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期刊、报纸上，查阅、摘录、复制了姚蓬子的诗、小说以及翻译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查到了他的《脱离共产党宣言》全文。此外，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报刊上查到的姚蓬子诗集《银铃》的广告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社会新闻》第十一卷三期上姚蓬子“主编《大江日报》副刊”及其长篇小说《十年间》所登广告，都很有参考价值，并为进一步查阅提供了重要线索。我还查到老舍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重庆《新民报》上的散文《姚蓬子先生的砚石》，可以说，他把姚莲子写活了！此外，查阅一九八○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及夏衍《懒寻旧梦录》，了解不少关于姚蓬子在“左联”期间的活动情况。姚蓬子是潘汉年介绍入党的，我查阅了有关潘汉年的《零落成泥香如故》等书。另外，查阅了许多文史资料选集，以求从中查出与姚蓬子有着密切关系的徐恩曾、费侠等中统特务头子身世。
姚文元的文章，远比姚蓬子多，查起来倒并不太费事。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大都收入他的集子，而且我的写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姚文元的全部文章的复印件！当我提着五大卷、好几公斤的复印件回家，象打了大胜仗似的——这下子节省了大量的逐篇查阅文章的时问。我光是把复印件读一遍，就花费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
在“文革”期问，姚文元发表了大量讲话。我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十几辑当时群众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集》，查阅了众多的“文革”传单和小报。另外，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初，全国两度掀起批判“四人帮”高潮，我复印了当时各报批判姚文元的大量的文章；还查阅了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八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九日特别法庭四次审判姚文元时的现场记录。我用照相机翻拍了姚文元的各种社会活动照片，也查阅了海外姚文元的一些报道。
追寻姚氏父子的档案，颇为艰难。尤其是姚蓬子的档案材料，在“文革”中列为“防扩散材料”，属于“核心机密”。我为了盖一个某机关的公章，办好查阅手续，往返奔波多次，这才获得最后的许可，从两个重要部门调阅姚蓬子档案。不料，令人大失所望，其中一份档案中剩下卡片，另一份档案的牛皮纸口袋里，只装着当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烧毁姚蓬子档案的一纸公文以及留存备考的姚蓬子档案目录（原件均已销毁）。当然，那份目录多少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令我吃惊的是，就连姚蓬子家所在处的派出所里，也查不到按规定应永久保存的户籍卡——只是因为那上面记载着一九五五年姚蓬子曾被公安部逮捕，生怕影响姚文元的“光辉”，在“文革”中被列为“防扩散材料”而销毁！
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档案室里，我为写另一部人物传记查找材料，无意中，在一个公文卷里，发现一批姚蓬子材料！我的眼前顿时一亮，立即细细翻阅。征得主管人员同意，我全部复印这一卷姚蓬子档案。
相对来说，查找姚文元档案，倒还方便一些。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成为我排定姚文元年谱的依据。
一边查“文”一边找“献”。我东奔西跑，采访知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