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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姚文元，批评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不懂马列”。哦，“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不正是替姚文元画像吗？
毛泽东的批示，不由得使“舆论总管”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舆论总管”向来以“精通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泽东斥为“不懂马列”，这样的批评的潜台词便是下台！
确实，姚文元就象那砰的一声飞上青云的爆竹一样，虽然升得那么快，到达顶点之后便要急速跌落。看来，这一口要轮到姚文元“贬值”了。
果然，就在毛泽东写了那段批评姚文元的批示之后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提到了“经验主义”问题，他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帮，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指出“四人帮”是“党内小宗派”，下决心非解决不可。
姚文元那向来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转向地板。他耷拉着脑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那个姚文元。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这一回“炮打”的却是王、张、江、姚！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五月八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就在“四人帮”纷纷写检讨、处境维艰的时候，“舆论总管”忽然举起指挥棒，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讨论起《水浒》来了。
突然发动“评《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弓没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发端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获的一次聊天。
据芦获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获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获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见到芦获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一美学笔记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