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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烷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浇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象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象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使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选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姚西耀在乡下当了一辈子上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耀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莱，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仁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馒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直。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蟫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莲子西装毕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