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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权威的“大手笔”。他不再写《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不再写《算命摊旁的杂感》，不再写《折卖行中的声音》，不再写《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他不再一年发几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一整版、几大版；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一九六七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文章少了话多了
姚文元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我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象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九时二十分至二十日凌晨一时正。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汪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演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有《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日‘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了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三十七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挂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为毛泽东的代言者，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辆浑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拾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曲，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