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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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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文、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成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俩照录不误。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艾思奇提醒田家英,删去这段话,会惹出大麻烦的。田家英还是坚持删去。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
  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时,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象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干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使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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