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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驰。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比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筹。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回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四十三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四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卜？……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