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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旦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人和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十六日通过，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