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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十二份。这十二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犊，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在冷笑，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十九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二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入“编者按”。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地说：“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着“援军”。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
“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周扬！
第十章 拉开“文革”大幕
二月：南北对垒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所谓“五人”，乃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吴冷西当时为《人民日报》总编。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因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用手摸着小胡子，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二）方针；
（三）队伍；
（四）左派要互相帮助；
（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