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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象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岁，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年一月写完，《文艺报》在一九六○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二月十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象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一百六十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育一捧——在一九六○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一九六○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一九六一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棕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是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他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