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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第七章 文坛恶棍
“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八十五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建树丰功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
“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二月第四期《文艺报》）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五期《学术月刊》。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
“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旧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十五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二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中》“上线上纲，成了”反革命作品“：”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