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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干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六月八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身份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六月二十七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
“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象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