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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霍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南中区的分区委书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象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须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
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知趣地回避了。看到儿子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姚蓬子心中暗喜：这一步棋走对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然后担任支委。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姚蓬子到底老奸巨猾深谋远算。不出他的所料。国民党果真保不住“大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十八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只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二十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一九四九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不过，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冒牌货”。
二十年后——一九六九年。姚文元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虽然姚文元穿的军装并非“冒牌货”，可他却是个冒牌军人。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公报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三十八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二十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49…195。2
南二区工作
1950。2…1950。7 因病在家休养
1950。7…1951。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1951。10…1951。12 团校学习
1951。12…1952。5 三反工作队队长
1952。6…1952。9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2。10…1953。3 团校学习
1953。3…1953。4 卢湾区团委
1953。5…1953。8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1953。9…1956。5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职工教育科长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1949…1950。2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