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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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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四亿,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姚蓬子的桌子上,装了几部电话机。这位诗人已毫无写诗的灵感,却忙着在做投机生意——不光是倒卖纸张,也倒卖黄金、公债、股票。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生意。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道道地地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于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生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当儿子在那里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父亲随他来到卧室,关上房门,姚文元这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姚蓬子的心,猛地收紧了!他好不容易让儿子离开左倾色彩浓厚的大同附中,如今却又跟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坐同一条板凳!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好,好。”姚蓬子连连点头,对儿子道,“以后你也别把事情说穿。你就假装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你还是老老实实读你的书。要知道,你已经高二了,要准备考大学了。我要供你上大学。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你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姚氏父子之间的这次重要谈话结束了。可是,姚蓬子却失眠了。一合眼,脑海中就出现坐在儿子身边的共产党员形象。
  他不断地来来回回踱着。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报纸、他仔仔细细地权衡着……
  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
  他以“左联”执行委员、党中央军委特科的政治经验;他以纸头掮客的投机经验;他以书店老板的商业目光……
  终于,他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复踱个不已了。
  “爸爸,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儿子回家,又提起了那个共产党员。
  “文元,你来一下。”这一回,父亲露出神秘的脸色,叫儿子来到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他问道,“崔震真的是共产党?”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你就跟他接近,争取参加共产党。”
  “参加共产党?”姚文元愕然,发觉父亲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是的,你应当争取加入共产党。”父亲说,“我看,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海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姚文元恍然大悟。
  姚文元在书包里装进了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日“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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