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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二八二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问，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一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待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
直到一九四三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长赵世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问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象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间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八十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