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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于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象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
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率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在丁玲的笔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脸，一清二楚。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党员。”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他已那样的供出了党的机密，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头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亲密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甫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象《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