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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象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要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引者注：据我访问蛰存先生时，他回忆与夫人陈慧华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前来庆贺婚礼的，除丁铃、姚蓬子、沈从文外，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音等作家、诗人。）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引者注：今上海淡水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子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引者注：丁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一九三三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五月十三日迁往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引者注：即姚文元）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象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引者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象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莲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