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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一岁。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是，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道《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一九八○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诗中所说的是‘—·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三月三十一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三月三十一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二八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三月三十一日，已是吹东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一九○○——一九七一），也是“左联”成员，诗人、翻译家。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当然，持第一种释义的，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笔者在北京拜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
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莲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
“‘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两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三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莲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莹、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间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象怒吼的狮子，现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摘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k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
的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在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