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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冯评译文］
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冯评译文］
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的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是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代兼管一郡军务）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述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
《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译文］
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
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执行死刑，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
《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冯述评］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冯评译文］
赏罚分明，军令才能够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孔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冯述评］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儿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的前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没想到农人不理会子贡。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
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儿还给马夫。
〔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冯评译文］
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