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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二时多结束。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第八部分：锤炼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九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便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地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引者注：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旋即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就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后四个小时，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这才获释。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一九二二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一九二二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一九二四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
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十二月十七日那悲惨的一幕……
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一九二三年春节结婚的。
据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两人感情甚笃，不幸于一九一八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感情担心。出乎意料，他俩感情非常融洽。风声日紧时，李书城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取名李声。后来，李汉俊之子李声簧，李书城之子李声华、李声宏，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签署。
第八部分：锤炼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死”
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
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二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经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二十二名处以死刑，五日上午六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开列的二十二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阴谋暴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红匪”名单之中，有“黄伯云即邓恩铭，男，三十一岁”。
邓恩铭去世时，年仅三十岁（《申报》所载是虚龄）。
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恩铭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不久，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邓恩铭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此后，邓恩铭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辟工作。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不久扩大了成员，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二十四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
一九二七年四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山东风声日紧。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
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王复元又名王会，早在一九二○年便已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