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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一九五三年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总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会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收《论持久战》中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一九四○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转引自邵维正：《七一的由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从此，七月一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一九六○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七月一日作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五月，有的说是七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的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一九六一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2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因此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