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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一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的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一九○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引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就在沈之瑜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想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