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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鳞！’自知所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穨，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靦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戆，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