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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功，否则将来会变畸形，成为跛子。必须将一块金属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个棍子似的东西钉住前面，可以说是把迈克这个人固定起来，不致散架。我们被告知说，患者将会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住这样剧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吗啡也会把患者置于死地。
手术后，我们获准去探视身上插满管子的迈克。他被允许使用的吗啡量刚够减轻他的痛苦。阿尔玛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可我这个三星将军、这个肩负重任的协调者、这个为别人提供便利的人、这个行政长官，却觉得这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没用。就在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亲眼看到爱子受罪的痛苦时，一个冒失护士突然闯了进来。“嘿！”她说，“怎么样？让我们来把吗啡量减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么多了。你会好的。”她走近从迈克体内突出来的支架杆与螺栓，“让我们看看这套支架合不合适。”她边说边用一个“西尔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丝帽一一拧紧。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兰多。她做事麻利、充满朝气，这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在陆军中，我们永远都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积极的态度就是增强力量的一个办法。这一次我是受到别人的乐观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确起了作用。
迈克还要接受好几次手术。不过，我们非常感激像范达姆、斯蒂芬·西赫尔尼克和戴维·麦克劳德等高明的医生，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儿子送上了康复之路。我们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兰多护士，她成了迈克的仁慈天使。有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之间说不定还会萌发爱情。
此后的6个月，阿尔玛和我的生活都在围着医院转。我在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种紧急事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我们的儿子在康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于极佳的医疗条件，但也同样是由于他自身具有某种坚不可摧的品格。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指导里根的对外政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帮助总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凭理智来处理问题。到1987年秋，中东恐怖分子已经扣押了9名美国人。里根不顾对他的总统职位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这次是用发射一枚“霍克”导弹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既是出于对人质的同情，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场人质危机对卡特的总统职位造成了何等损害。卡卢奇和我对总统做了很多工作，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多谈这些绑架事件。这倒不是因为绑架不是残忍行为——这的确是残忍行为——而是因为对这种事情过于注意和过分宣传恰恰会使扣押人质的做法产生效果，促使我们的敌人去抓更多的人。为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的对待，我们指出，在华盛顿街头，每周都有这么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对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牵着鼻子走。
同样，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也是一个不时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总统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像安妮·米尔斯·格里菲思这样一些能干的领导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战斗中失踪，她是受尊敬的全国家庭联盟的负责人。但是，战斗失踪人员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骗老手的操纵。他们伪造证据，用虚假的口实筹款，中饱私囊。若能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失踪人员约有78750人、朝鲜战争中有8100人、越南战争中有2230人，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知道，一个用炸弹做成的饵雷爆炸或一架战斗机爆炸所造成的战斗失踪人员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得到有关所有战斗失踪人员下落的尽可能充分的说明以前，我们必须继续对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压力。
11月初，卡普·温伯格告知总统，他打算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珍妮·温伯格的骨质疏松症和其他疾病加剧了。部长干这项令人劳累不堪的工作已经长达7年。今年，在国会抵制温伯格关于增加预算的要求时，白宫却没有支持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总统本人对他依然没有二心，但是他同南希·里根的关系一直不大好，现在更加恶化了。这对本届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讲究实际的第一夫人认为温伯格对苏联那种始终不变的敌对态度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在温伯格和舒尔茨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中，她越来越站在舒尔茨一边，这使温伯格很痛心。他是一个够格的演员，知道自己该在何时退场，于是他要求总统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物色新部长没用多少时间。温伯格的能干的副手和亲密的知己威尔·塔夫脱是一个候选人。但是这项使命又一次落到弗兰克·卡卢奇的肩上。他在每一个国家安全部门中的表现都很出色，这使他成了最恰当的人选。塔夫脱则留任原职，当卡卢奇的副部长。
由于卡卢奇要去国防部，我觉得这是我争取重返陆军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天早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在路上堵住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后，这个机会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们向总统提议让你来当国家安全顾问，”他说，“你愿意干吗？”
“霍华德，”我回答说，“在波因德克斯特下台之后，你不能再安排一位现役军官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了。你会因此受到攻击的。”
“总统想任命谁就任命谁，”贝克说，“我现在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干？”
拒绝总统的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到如今，我再回陆军的希望反正也已经完全破灭了。我就说：“要是让我干，我会接受的。”
10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在白宫情况室开会。弗兰克和总统走进来，坐到我们中间。弗兰克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成了，他对你很满意。”总统本人从未对我谈起这项工作，从未提过任何希望，从未做过任何指示，事实上，他并没有亲自把这项职务交给我，也不曾就我担任这项工作对我表示祝贺。在白宫干了10个月之后，对此我也不觉得惊讶了。里根就是这么个人，他能信任我，我已经感到荣幸了。
1987年11月5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略带一丝秋天凉意的日子。我们捧成一列走进玫瑰园。总统代表国民感谢卡普·温伯格使国家重新变得强大。他指出卡卢奇有足够的资格接替温伯格的职务。接着，他又宣布，科林·L·鲍威尔中将接替卡卢奇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尔玛和两个女儿都在场，但是令我热泪盈眶的是我儿子的出席。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穿上套装，架着拐杖站在那里。这是他出事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10个月来，我在担任副手期间，已经担负了大量的责任，所以我完全有信心做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把手的工作。我是里根任命的第六位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被某些人称为政府中的“百慕大三角”。我决心做里根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我承认在感到骄傲的同时，还感受到一种压力，因为我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正如专栏作家卡尔·罗恩所说：“要想理解提升鲍威尔担任这项极其艰巨、要求极高的工作这件事的意义，人们必须记住，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以前，还有这样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交领域，黑人只能担任驻利比里亚大使和驻加那利群岛公使。”
在我被正式任命之前，还出了点麻烦。的确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对让一名现役军官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批评的人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里根的首任国务卿、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把手的亚历山大·黑格以及以前在福特总统当政时期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我本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次采访时也说过，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应当由一位文职政界人士来担任。艾奥瓦州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哈金还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现役军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法案若被通过，那对我可真是件头痛的事。
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本来无需参议院确认。但是，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