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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琳达说，我们两个都是经受过指挥系统训练的，像在陆军中一样，现在她有责任服从决定。然而，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琳达一鸣惊人。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突然站出来说：“我想你们也许会愿意看看我们刚刚谈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观众初时惊讶，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想不起阿尔玛和我还有过比此刻更骄傲的时候。不过，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勇敢表现，可实际上，我们当时目睹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士在选择她的命运。琳达已经下决心当演员，而且这决心从未动摇过。
9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有关陆军通信的一个冗长的汇报会上溜了出来，提早回了家。“科林，”阿尔玛说，“你该理发了。”我嫌驻地理发店理得不大好，于是就凭我的记忆去寻找位于利文沃思堡黑人区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顾过的理发馆。我开车顺着闹市区走。我记得不错，那家理发馆还在那里，门前有个理发店的彩条标记杆。进得店内，只见墙上挂满宣传验方生发水的广告。书架上散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屋子里有一种理发馆的特有香味。店里除了一位比那招牌年纪还大的理发师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椅子上去。“欢迎你，将军。”他说。接着，他一边给我围上单子，一边自我介绍说他叫“老萨吉”。在他给我理发的当儿，我仔细地辨认着镜子上方的照片。那是些黑人将军，其中有罗克·卡特赖特、朱利叶斯·贝克顿、罗斯科·罗宾逊、埃米特·佩奇以及哈里·布鲁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比我长一辈。理发师递给我一个红皮的小日记本说：“我想请您在理完发后在我的小本上签个名。”那小本的封面上印着“1959”。我翻阅笔记本，研究着那里面的签名，看到了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他的小红本读起来就像一部黑人军事史。最早签名的大都是少校，后来是几位中校，近些年有了不少级别更高的军官，看了令人很欣慰。翻着翻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在1968年的那一页上，我看到了“科林·鲍威尔，美军少校”的字样。我不记得我在这个小本上签过名。
“您不记得我了，”老萨吉说，“可我还记得您。”
他举起一面镜子，使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取下单子，把头发抖掉。我掏出一支笔，在本上签了名。这一次签的是“准将鲍威尔”。“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问。
“贾莱斯特·林顿，”老萨吉说，“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
我不仅是在读黑人军事史，而是干脆在握它的手了。我们谈起了驻地上那些以过去著名的军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点，如格兰特大道、艾森豪威尔大厅等等。我问老萨吉，利文沃思堡可有什么纪念“野牛勇士”的东西？“有的，”他说，“有第九和第十骑兵大道。”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
从此以后，我对野牛勇士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它们使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这些黑人士兵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产生的自豪，也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和漠视感到凄怆。黑人参加了美国打过的差不多所有战争。他们在军队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比白人士兵毫不逊色。而这正是一些白人不想让黑人穿上军装的原因。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了邦联派将军豪厄尔·科布劝杰斐逊·戴维斯不要武装黑人时讲过的一段话。“在做饭、挖堑壕、砍柴……这类活计中，你能用多少黑人就用多少黑人。”他接着警告说：“但是不要给他们武器。如果奴隶能成为优秀的军人，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是错误的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一旦让黑人身上别上带有‘U。 S。’字样的铜章，让他穿上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口袋里装上子弹，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否认他已经赢得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了。”
1867年，国会批准成立了4个黑人团，从而正式地让黑人穿上了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子弹。一位名叫本杰明·H·格里尔森的白人军官指挥这4个团中的一个——第十骑兵团达22年之久。当格里尔森最终与他的部下告别时，他说：“你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的宝贵贡献迟早会得到承认和奖赏。”1995年之后，尽管要奖赏已经太迟，但我仍然没有看到对野牛勇士们给予了多少承认。
我还读到了有关亨利·O·弗利珀中尉的命运的记载。请想一想，一个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孩子，却拥有如此坚毅的精神，使自己于1873年，即奴隶获得解放10年后，被美国军事学院录取。在弗利珀之前的所有黑人士官生都受到排斥、辱骂，最终被赶出西点军校。弗利珀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忍受了整整4年，并于1877年从该校毕业。1878年，他被派到西部的第十骑兵团A连，成为担任野牛骑兵指挥官的第一名黑人军官。3年后，一些有偏见的军人把侵吞部队伙食金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一个军事法庭认为这个罪名不成立，但却给他扣上“行为与军官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罪名。他受到不体面的开除处分，戎马生涯在25岁上被断送了。不过，意志顽强的弗利珀在逆境中依然发愤图强，先后成为成功的采矿工程师、作家和报纸编辑。但是，他时刻忘不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他去世前的几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恢复名誉，但却没有结果。最后到1976年，终于通过一位名叫罗伊·麦科尔的佐治亚州白人教师的毅然决然的努力把那个军事法庭的裁决给推翻了。
在当年的军事法庭上，弗利珀的律师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黑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并保住一个军官的职位？”我自己的和成千上万黑人的经历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但是我们知道，这条布满偏见与歧视的荆棘道路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许许多多无名的黑人——那些老萨吉和亨利·弗利珀们的牺牲而廓清的。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
我到那家理发店去过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跑步经过驻地坟场时发现了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那里除了一个破败的水泥平台和两条沙土小路的交叉路口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倾斜的、被风雨侵蚀的路牌，上面写着：“第九骑兵大道”。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着“第十骑兵大道”。我回到宿舍之后，心里仍然不是滋味。洗过澡后来到办公室，叫来地方志编撰人退休上校罗伯特·冯·施莱默。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内的两条土路？”
“您说得对，”施莱默耐心地说，“但是在您发火之前，您要知道，就连这么一点点承认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为‘野牛勇士’们争取到的！”
“好吧，”我说，“那么以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东西来纪念这些人。”
“我来告诉您怎么办，”他说，“如果您能带头，我会使利文沃思堡历史学会来支持您。我们还得投入一些种子资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这件事我考虑了一个上午，然后告诉他：“利文沃思堡到处都是骑兵塑像，我希望这里能有一尊纪念‘野牛勇士’的骑兵塑像。它应当高高地耸立在密苏里河畔，骑兵应当面朝西，奔向未来。”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远远不够的，冯·施莱默提醒我说。我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筹款。
我认为我对那些曾为我开路的黑人士兵负有一种责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纪念碑成了我本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叫来了赫达切克以前的副官、我从卡森堡带来的菲尔·科克尔上尉，问道：“你是第十骑兵团的，是吧？”他说是的，他在卡森堡时是那个连队的成员，显然那是第十骑兵团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合并之后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们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对他说，“你要好好发掘一下野牛骑兵团的历史。”科克尔接受任务后，立即干了起来，就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他的祖先一样。他查阅档案，我开始找钱。黑人打仗时是一流的战士，可战后受到的却是二流待遇。我决心最终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间，约翰·威克姆将军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