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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常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
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塔克也在场。记得他盯着医生好像在说：“你要治坏了我们上校的病，我就折断你的胳膊。”
肿瘤不是恶性。活检之后，医生缝合了刀口。当刀口里里外外都愈合之后，只在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坑一样的疤痕，看上去像枪伤。既然我是一个参过战的老兵，人们就认为那是战伤。假如人家问起来，我就把这并无英雄壮举的实情告诉他们。那时候我吸烟，但是这件事以后，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而现在，我已经不吸烟了。
我在第二旅的任职期接近尾声时，布热津斯基博士信守诺言，又请我到华盛顿去。我感到惊奇的是，威克姆的预言应验了。
第10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虽然我在里根——布什时代担任公职期间抛头露面最多，但实际上我是在卡特执政期间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工作的那两年半时间内初谙国家安全事务的。1977年5月，我再次去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见布热津斯基。他告诉我，原本想让我负责国防计划工作，但这一空缺已经由维克托·厄特高夫填补了。维克托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当初连该单位的一把手我都不愿干，现在反而要我当二把手，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难接受。不过，拒绝白宫的提议，对于一名一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来说，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回，我告诉布热津斯基，我需要考虑考虑。
我在华盛顿期间还接到另一个电话，是五角大楼打来的，要我去见一个名叫约翰·凯斯特的人。此人的头衔长得要命，叫做“国防部长和第一副部长特别助理”。我在国防部内还是有些熟人的，我通过他们打探了一番凯斯特先生的情况。我了解到，此人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很有冲劲的年轻律师。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关系密切。我还了解到，凯斯特因其偏执孤傲的作风在五角大楼上上下下结怨颇多。
凯斯特宽敞的办公室在大楼的E翼，即艾森豪威尔走廊内，紧挨着部长办公室。他确实很年轻，仅有38岁，比我小2岁，这在未来的上司和下属之间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年龄差别。凯斯特还很傲慢。他明确宣称他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查尔斯·邓肯就是为布朗部长掌管这一摊的。凯斯特不隐讳他作为一个决心取得对这个庞大机构的控制权、严密监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事实上的参谋长的地位。凯斯特成立了一个4人军官小组协助他工作。他想让我作为他的副手来管理这个班子。
在这第一次会面时，开始一直是凯斯特一个人在讲话。最后终于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