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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被烧毁，我们在这里干得不错。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我逐渐懂得了一场运动需要多种不同的声音。鼓动者的长篇激烈演说宛如夜空中火警长鸣，它们能唤起安于现状的人们，告诉他们该有所改变了。
在利文沃思，我遇到过许多在陆军服役期间拿到研究生学位的军官。这使我突然领悟到，我的能力报告、荣誉奖状和勋章若再加上高级学位，就会使我更具竞争力。我在步兵人事处与派遣军官商讨利文沃思后的前程时，提到了自己对陆军研究生民间教育计划的兴趣。那位军官也是少校，态度很生硬。他指出，现在正在打仗。我说，这一点我知道，但战争并不妨碍其他人申请上研究生院啊！
他仔细翻阅了我在学校的成绩说：“我看你似乎不是上研究生的料。”
我感到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可还是想法压了下去。“那你就以书面形式拒绝我的要求吧，”我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打申请报告的。”
我提交了被列入陆军资助的研究生计划的申请。幸运的是，上级注意到了我在布拉格堡、本宁堡、盖尔恩豪森、德文斯堡和越南的表现及到目前为止在利文沃思的好成绩，我被批准了。下一步就是参加研究生候选人考试。如果能通过，接下去即是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冬天的一个深夜，阿尔玛和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我在厨房里复习，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术渗透考试。那是一个寒冷漆黑的夜晚，我不时听到风在敲打窗户的声音。突然间，一个声音使我周身打了个寒噤。起居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呢。我站起身走向前去。我的朋友，死了好多个月的托尼·马夫鲁蒂斯就在屏幕上。我叫醒阿尔玛。她穿着睡衣跑出来，我们在沉寂中看完这个节目剩下的部分。那是全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一个纪实节目，由F·麦吉解说，题目为《一样的泥，一样的血》，讲的是在越南部队中的黑人。托尼身着作训服，正在那里用他那悉知怎样生存的道理，明白透彻地讲述该节目的主旨。种族在这里无关紧要，托尼说：“它并不存在……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知道的颜色只是土黄色加绿色。烂泥的颜色和血的颜色全都是一样的。”在节目末尾，麦吉说，“我们离开他5天之后，马夫鲁蒂斯上尉……就被地雷炸死了。”托尼在简短的几句话里留下的真知灼见，文人雅士们可能得用好几页的篇幅才能说清楚。这天晚上，丧友之痛对我的打击远甚于初次听到他死讯的那一天。
我上完情报判断课正向外走时，突然碰到我的指导教师。“你知道你的成绩怎么样吗？”他问我。
“到现在为止，全是1分。”我说。
“哟，你都接近全班最高分了。”他指出，如果我能在终考中名列前茅，我就很可能作为优等生毕业。
大约一周后，我走进一间正面墙上挂着巨幅欧洲地图的教室。课程终考不是多项选择形式。它要求对几个假设的战术问题做出论述性回答。回答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我们的决心只凭教官评定的恰当与否。在最后一个问题中，要求我们必须对坦克部队袭击我师侧翼作出反应。我感到进退两难的是，我是应该尽力揣摸出题者的用意并按其作答呢，还是应该按照我的真实想法回答。我选择了后者。我让我的师继续保持战术防御状态。待我更好地掌握了敌人的实力、部署和企图后再行反击。我的理由是，正确的决心是建立在对情况的充分了解之上的。从跳板上头朝下跳水之前，要先检查一下水池，看看水的情况如何。
我本该明白不能这样回答。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考试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师们显然想让你进攻！进攻！再进攻！我得了我唯一的一个2分，当然这仍不失为不错的分数。毕业时，我在我们班的步兵学员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学员，即才华出众的少校D·惠伦之后。惠伦后来官升至准将。
要是当上第一名当然会让人高兴，可是我仍然认为，我的回答并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够的情报之前谨慎从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况，我会大胆地甚至是凭直觉就采取行动。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个学员，回答的是假想的问题；即便有伤亡也是在纸上。我的建议和决心会真正造成伤亡的时刻总会到来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处理方式。依我看，这种处理方式可简单地归纳为：一停，二看，三听，而后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实施打击。
利文沃思实际上将我带进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将军官队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来学习。我们与他们同学习、同吃饭、同娱乐。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认识将来可能（后来确曾如此）与之共同策划联合军事行动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时的陆军少校约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了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参谋长。我们在北约组织内还一起共过事。老同学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市民们纷纷接纳了这些外国军官，他们远离家乡，有些还离开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萨斯人邀请他们去野餐、参加感恩节和圣诞节晚宴、生日纪念及洗礼仪式。多年以后，正值我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我们在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访问期间遇到过一次小小的危机。当问及他想邀请哪些客人到白宫参加为他举行的国宴时，齐亚说他想让埃德和多丽也参加。埃德和多丽是谁？原来齐亚当年还是个少校时，曾在利文沃思上过学。邮递员埃德和他的妻子多丽几乎把他当作自家人。齐亚心中对他的朋友仍充满着温暖的记忆。因此，不免有些吃惊的埃德和多丽就这样被飞机送到华盛顿出席了宴会。
阿尔玛是作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礼，我们住在利文沃思期间，她成了新教圣公会教徒。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也想作为一个家庭一起成长。阿尔玛的坚信礼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举行时也有历史作背景衬托。小纪念堂是纪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盘羊阵亡的第七骑兵连的士兵的。在阿尔玛施坚信礼过程中，我仔细观赏了纪念堂墙上的饰板。紧靠前门旁边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灾难性的一天里遇难军官的名字。其他饰板的历史意义虽没那么大，但也相当感人：“第六骑兵团……少尉J·A·鲁克……奋力抢救另一名军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传着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在纪念堂的事。小孩问妈妈，饰板上为什么刻着那么多的人名字。他母亲解释说：“他们在服兵役时牺牲了，”小孩接着问道：“是8点半做礼拜时死的还是11点做礼拜时死的？”①
我们过的舒适生活即将结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课后回家时，看到当时已5岁的迈克骑着三轮脚踏车用两个轮歪着车身在做转弯动作。琳达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对双胞胎玩。我喊叫着孩子们，飞快地把他们抱起来。这次分别将会比上次难得多。另外，战争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经历的那种冒险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父亲。
我把这种念头撇开。托尼说得对。我们是职业军人，而越南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开车把家属从利文沃思送往伯明翰。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阿尔玛和孩子们将住在那里。阿尔玛的姐姐芭芭拉离婚了。她们两姐妹及孩子们，共4个表兄妹，将一起租住在一所房里，离阿尔玛双亲居住的塔伦特镇约一英里半。我喜欢这个地方，它似乎让人放心。我也喜欢姐妹俩合付房租这一点，这样比较节省些。
我出发前几天，阿尔玛有个想法。我们当时住在新南方。过去4年来，公共膳宿设施一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伯明翰最雅致的饭店“议会大厦”以其出色的餐厅引以为自豪。阿尔玛说：“咱俩去那里吃顿饭，我为你饯行。”那天晚上，我穿上第一次赴越南时买回来的最考究的香港西装。阿尔玛像往日一样时髦漂亮。我们进入餐厅时，看不到有别的黑人主顾。进入昔日的禁区，我们不是没有一丝胆怯的。但是，如果不去享受我们久已被剥夺的日常生活甘果，那些静坐、进军、法庭和议会斗争、殉难、消除种族隔离等等，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餐厅领班的引导下来到一张餐桌，受到殷勤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