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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23枚导弹从红海和波斯湾的美国海军舰船上飞向巴格达。总统准备在进攻发起后15分钟发表电视讲话。但是我们遇到了通信故障。通常情况是，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在巴格达有一个工作班子，他们会几乎立刻广播袭击结果，我们以此报道为依据。可是这个班子已经撤出，如果等我们的卫星经过进攻地点拍照，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还未到15分钟时，总统打电话给我，我们击中目标了吗？我只能回答说：“先生，现在还不清楚。”白宫工作人员设法与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董事长汤姆·约翰逊取得了联系，他呼叫了约旦的阿曼。电视网在阿曼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朋友，他们报告说，伊拉克情报总部确实被击中了。
这次进攻还让总统看到了军事行动最残酷的一面：有些导弹没有击中目标，反而打死打伤了许多老百姓。在整个军事行动中我密切地注视着比尔·克林顿的表现、决策和情绪。
他沉着而坚定。
我此生56年中35年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将结束。7月，英国大使馆设宴款待我和撒切尔首相的前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勋爵。进入克林顿班子主管礼宾事宜的戴维·格根上来向我打招呼说：“你真的想离开？你知道，要想留下也不难。”按规定我可以继续留任。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每届任期两年，可以连任三届，而我只任了两届。但我打算离职。我已尽到自己的责任。虽然克林顿的国家安全班子现在工作得挺好，但我敢肯定，对我的离职他们是不会感到惋惜的。
关于我的继任者，阿斯平和克林顿花了很多时间对几个非常合格的候选人反复掂量。8月11日，总统宣布当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上将为下一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如果有人问我美国哪个机构能提供最好的机遇，我会告诉他请看美军为我和沙利卡什维利提供的一切。沙利卡什维利十几岁时才来到这个国家，他从一个应征入伍的最底层的士兵升到军衔的宝塔之巅。
搜寻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行动在继续进行。蒙哥马利少将开始要求派坦克和装甲车保护运输车队免遭军阀部队的袭击。这种威胁当然使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既然我们去索马里是为了解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索马里人，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还会遭枪击呢？联合国的“建国”使命使我们陷入危机。我连着几个星期催促阿斯平要他进行政策审查，而使他苦恼的是，他的政策班子到那时为止未拿出任何可用的东西。为保护美国士兵，我们在索马里的指挥官请求增援我只能派出“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支援他们。距我离职日期只有3天了，我来到阿斯平的办公室，最后一次要求他为汤姆·蒙哥马利少将派他想要的装甲部队。
“我看还是不派的好。”阿斯平说。他是一位政治上讲求实际的人。以鲍勃·伯德参议员为首的许多国会议员说，索马里的事与我们不再相干，我们应当立刻撤回。我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当兵的支持当兵的。阿斯平也做了作为一名文职决策者必须做的事——从更大的目标考虑问题，具体到这件事，就是使我们从索马里脱身，而不是越陷越深。
我想尽量少去考虑即将到来的退休，可是老有些事不断地提醒我这件事。9月20日，五角大楼的军士长在中心庭院为我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仪式。虽然我在队中已有最高的军衔，那天我仍接受了令我感动的向我表示敬意的象征性军阶。我被授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荣誉军士长、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荣誉一级军士长以及空军军士长。
另一天，陆军人事处一名年轻的少校到我办公室告诉我退休后的待遇有：退休金、使用官方信封信笺、穿军装、丧葬费补贴。他还告诉我，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按为联邦供职35年3个月零21天计算。他算得这么精确，他把话讲完的时候，我以为他会送给我一只金表呢！又过了一天，华盛顿军区典礼官戈迪·库尔森中校来检查我的离职仪式安排情况。库尔森过去经常向我报告其他军官的告别仪式。当他一步步地向我介绍这种我熟知的仪式时，我才恍然领悟到我们是在谈我的事。他看到我脸上露出留恋之情，我们都开始感到心烦意乱。
我退休的头天晚上，莱斯·阿斯平为我举行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晚宴。第二天早上一如既往，我穿上心爱的黑色圆领无扣毛衫，然后穿上军装。奥蒂斯在外面等着我，我们顺着走了多年的熟悉的大道开车去五角大楼。到楼里后，发现我的办公室有一种搬家日空荡荡的感觉，四周墙壁光秃秃的。我的助手们把我的东西都包装好了，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半身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送给我的猎枪、林肯把马与将军相比较的语录、被草率定罪的“野牛勇士”亨利·弗利珀中尉的印刷版画。我办公桌玻璃板下的警句也不见了，这些警句有：“法斯特·埃迪，让我们玩会儿落袋台球”，“知足者常乐”，“决不要让人看出你紧张不安”等。
我现在的行政助理格雷戈里·“格洛格”·约翰逊海军上校进来告诉我，克林顿总统想见我。我感到很惊奇。我的退休仪式定于下午4点整举行，总统亲切地同意由他来主持。
不知现在见我是为何事。
我到白宫后被领到二层总统寓所，比尔·克林顿早晨慢跑刚刚回来，正在扣新换的衬衣的纽扣。“让我们到游廊去坐。”他边说边带我到屋外的杜鲁门阳台。我们就谁坐在那儿谦让了一番，他最后坐在一张肯尼迪摇椅里，我则躺在草坪躺椅上。天气暖洋洋的，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南面的杰斐逊纪念馆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我暗暗地想，不知何时我能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我找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总统说，“我只是想对你为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想咱俩在一起再呆一会儿。”他问我今后有何打算。
我回答说：“我将忙于写自传，还要做巡回演讲。”我向他提及我还收到要我进入商界和到公司董事会任职的邀请。“但是，”我说，“只有退休后过一段，好好想一想怎样度过余生后才决定是否卷入。”我对他说，眼下我所关心的是在我领政府工资35年后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有保证。
“你退休后或许可以考虑担任某种非全日性的社会公职。”总统说。他提到我可以主持总统的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评估美国情报活动的有威望的民间组织。他还建议我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负责他针对青年人安排的全国服务计划项目。
“总统先生，”我说，“眼下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如果我要挑的话，我愿挑青年计划项目。”
他笑了。“我猜你就会这么说。”他说。
我们谈了一会儿政治，这显然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然后又扯起国内问题，医疗保健是压在他心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家安全。此时我考虑最多的是索马里。我对他说，我们不能以美国的民主取代几百年的部落主义。“我们不可能使索马里脱离那种状态。我们必须想法脱身，而且要快。”我说。
总统承认他没有对6月份联合国的决议给予足够的重
视，该决议使我们与艾迪德处于针锋相对的境地。“这使我们卷入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他说。
我看了看表。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占了你这么多时间，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
“今天就给你了。”比尔·克林顿说，好像世界就没有让他操心的事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色紧张的助理人员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总统先生，该工做了。”
总统站起身来。“科林，下午再见。”他说。
我感谢他的关心体贴，不只是今天，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9个月。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而且变得很亲密，尽管在初期新闻界做了与此相反的宣传。
这次谈话后没过几天，“别动队”和“三角洲”部队与索马里部队展开了激战，18名美国士兵被打死。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拽美国士兵尸体的景象使美国人深为震惊。以前的电视图像促使我们进入索马里，而今日的电视图像又促使我们从那里退出。
总统立刻进行了政策审议，结果是决定在6个月内逐步撤出。阿斯平因为没有提供蒙哥马利少将请求的增援而受到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