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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到时我们总能找到替代的外国石油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将储备量减少了一半，给纳税人节约了4亿美元。另一个削减费用的项目是：陆军想装备一种新的无线干扰机，以挫败苏联突击队在北约集团后方的攻击。什么攻击？什么后方？什么苏联人？我们削掉了这项要求，又节约了2亿美元。
尽管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我们的削减工作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开始产生良好的效果。基地关闭了，军人和文职人员离开了部队。计划的削减影响了经济，并将在1992年成为一个选举问题。不过，我们精心调整削减的幅度，以便我们不像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大刀阔斧地使部队伤筋动骨。五角大楼仍有无必要的项目，仍存在着浪费和经济诈骗现象，这在过去曾使我们名誉扫地。我希望这些丑闻只是往事。在切尼领导下，各军种参谋长和我力图成为美国纳税人委托给我们的资金的称职管家。我们决心建设一支胜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质量军队。我知道，这乃是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目标。
1992年5月1日，我打开办公室内的电视机，看到的情景令人伤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布无罪释放，从而触发了动乱。我收看的是关于洛杉矶动乱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圣人，不是用来大造舆论的理想人选。尽管如此，凡是无偏见的人，只要看过现已家喻户晓的录像带之后，都不会否认他确实是警察使用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无罪的判决在黑人社区中激起了暴怒。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当我观看着焚烧、暴乱和抢劫的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想，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部队开进小石城平息因学校融合问题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5年，布尔·康纳在阿尔玛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龙对付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事件已过去29年；因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使美国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剧也已过去24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这一幕幕丑剧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电视时，接到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科林，”布伦特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分内的事。但是请你帮个忙给总统即将就动乱发表的讲话稿提些意见。”总统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阐明联邦政府结束动乱的行动。布伦特说：“我给你发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后来这里向萨姆·斯金纳说说你的意见。”斯金纳已于去年12月取代约翰·苏努努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南希·休斯给我取来总统讲话的传真稿。我读着它时颇感失望。我认为讲话的调子全不对。不错，暴乱是犯罪行为，法治应当恢复。但是暴乱不是孤立地酿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讲话稿只讲暴乱不对，却没有讲造成它的社会根源。在大选之年，我能从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极右派的影响。
我来到白宫西翼斯金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姆，法律与秩序这部分还可以。但这里有些用语只会火上浇油。”我指出，甚至连罗德尼·金都在祈求种族和解。“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和睦相处？……让我们设法把问题解决了。’”我建议降降讲话稿的温度：“在总统的讲话里加些和解的内容。”
萨姆心情不安。离讲话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他说，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写，他必须在广播前搞好。不过，他会尽力改好的。
我离开白宫赶回家换衣服，准备出席当晚在格兰德·海厄特饭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尔杰①奖学金颁发宴会。当晚晚些时候，我找借口退席后，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员给我在海厄特饭店找一空房间，收看定于晚上9时开始的总统讲话。我及时赶到房间，听到他在说对暴力感到遗憾。他接着又说：“我还正在使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鲍威尔将军将所有这些部队置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通过电视台接受军令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在60年代的动乱后，我曾希望我们将决不再需要调动军队到一个美国城市恢复秩序。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总统接着说，对金的殴打“令人厌恶”。人们对无罪开释感到“震惊”，他说：“我与巴巴拉都深感震惊，我的孩子们也有同感。”他承认，我们必须给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人以更美好的未来，而且他要求每个人“用他们的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祈祷来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萨姆·斯金纳办公室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译者注。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的动乱尚未平息之际，阿尔玛和我前往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出席她第35届学友联欢会。她为能让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而感到特别高兴。我乘此机会强调总统讲话的精神。“问题不局限于罗德尼·金一人，”我对菲斯克大学的毕业生们说：“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家庭。家庭中免不了会发生分歧和争吵。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家庭分裂成动武的两派……我希望你们从你们的多样性中找到力量。不论你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让它成为你们自豪和鼓舞的源泉。从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他人的问题，而决不是你们的问题。决不要躲在它的背后或把它当作不尽力而为的借口。”
乔治·布什将不仅仅依靠对“沙漠风暴”的回忆争取重新当选。他在民意测验中的赞同率一度高得惊人，但到1992年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不赞同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他还遇到其他的麻烦。有人提醒布什，把丹·奎尔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拖了他的后腿，而且“该死的丹·奎尔”的说法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不绝于耳。报界不断提到我是可能的取代人选之一。早在1990年11月，在海湾战争集结兵力期间，《检阅》杂志就提出了布什—鲍威尔联袂参选的可能性。据传说，当时负责布什竞选运动的弗雷德·马利克——我早年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导师——支持这一动议。竞选运动的参谋班子进行了不加声张的民意测验，证明吉姆·贝克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分高于丹·奎尔。而我的名字得到的支持率比贝克还高。揣测变得十分盛行，以至于到了5月中旬我感到我得给奎尔去个电话。我说：“副总统先生，我知道这种传说对你来说多么令人不快。我能对你说的是，我不是风源。我没有策划任何事情。我打算坚守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
奎尔很感激。“我知道，科林，”他说，“这是在本城干一番事业的部分代价。”
关于我上共和党候选人名单的种种传说，纯属“环内”政界人士对我的猜测。乔治·布什为人忠厚。在鲨鱼从伍德沃德的书上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他忠于我。而且我深信，由于副总统明确表示他无意于退出竞选，布什将忠于丹·奎尔。
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打探消息。有着政治背景的华盛顿律师、我的密友弗农·乔丹5月间代表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阵营前来看望我，当时克林顿已完成了民主党的提名工作。“在民意测验中你上了候选人的名单，”
乔丹对我说，“你有兴趣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参选吗？”
“弗农，”我说，“首先，我不打算头天脱下军装，第二天就介入党派政治。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政治上干些什么事情好。再次，乔治·布什看上了我并忠于我。我决不会在竞选中同他对阵。”
许多个月以前，曾有一位共和党人前来探望我，他就我在政界的位置发表了饶有兴趣的看法。斯图·斯潘塞这位实际上造就了现代政治顾问的加利福尼亚贤人到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登门造访，我们泛泛地谈到了政治生活。斯图临别时对我说：“科林，如果你什么时候拿定主意进入政界，请加入民主党。我对你很了解，我不认为你对共和党的某些议程感到快慰。你是在一个老派的民主党家庭中长大的。你的社会意识太强了。”他给了我一个似顽童的微笑并补充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不应当给你谈这些。”
7月25日，我返回利文沃思堡实现我的夙愿。为“野牛勇士”树立一个纪念碑的想法产生后10年，它终于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