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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相当长时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第20章 换帅
“沙漠风暴”过后数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时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见到武公孝上尉。他于1989年12月给我写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听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贺我荣升主席职务，并向我通报了这些年来他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在你荣任如此显赫的职务之际，我却处境艰难。”武公孝在共产党再教育营地内呆了13年。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国。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孙辈共7人却未获批准，他请我帮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谋的里奇·阿米蒂奇，他对华盛顿官场和越南事务很熟悉，有办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员前来美国。
大约一年半后，1991年10月，我应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项名为“明尼苏达会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我走进举行活动的饭店大厅时，有一个小个子站在那里，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认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儿，腼腆地对我微笑。我们两个人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感谢我帮忙，并告诉我他已在明尼苏达州为他的家庭找到一个美国保人的经过。我邀请武公孝参加我的演讲会，并安排他坐在讲台前面的一张桌子旁。我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个有近30年未见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欢迎他，他是你们的新邻居，一个新美国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来感谢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命运使他显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国的心脏地带有了一个新的家，一个离他故乡如此遥远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确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当日，海地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神父在执政后不到8个月被一个军人集团推翻。随着阿里斯蒂德的倒台，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东西争先恐后地逃往美国。10月29日，布什总统禁止美国与海地的一切商业往来以惩罚军事独裁政权，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军领受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任务，负责将出逃的海地人滞留在被我们占领的一块古巴领土关塔那摩湾，让移民归化局在那里鉴定，他们是否可以政治难民身份合法进入美国。
到12月，五角大楼被要求拿出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的军事选择方案。我对切尼的建议是慢慢来。我说：“我们可以动用一两个海军陆战连在一个下午就拿下这块地方，但是问题是如何脱身。”1915年美国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现在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为了结束恐怖，恢复稳定，促进民主和保护美国利益。那次占领持续了19年之久。切尼无需听我的论点。我俩谁都了解海地人热切盼望逃离如此贫穷和政治上如此受压抑的国家的原因。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美国的入侵是正当的。
负责关塔那摩难民事务的大西洋总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军上将想将这项工作命名为“安全港行动”，但是我反对。因为这个名字好像举起一块招牌，欢迎海地人前来。然后又把他们关在一个越来越像集中营的地方。我希望起一个听起来中性的不会引起幻想的名字。我们决定采用海军使用的关塔那摩的缩写；于是将“安全港”改成了“关塔那摩行动”。
尽管如此，海地人继续从海上出逃。
也是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恩·德勒姆斯的一个电话。他想在五角大楼见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奥克兰地区的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居多的选区。他讲起话来依据听众的不同一会儿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自由派，一会儿又像他先前当过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国会中我们常发生摩擦，但是在国会外关系相当融洽。不过，他以前从未要求单独见我。
他来后，我们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在一对一见面时，我喜欢用这张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层人士——民主党的资深成员交谈，”德勒姆斯开始说，“而且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我等他说下去。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但同时又是我们最可怕的睡魔。”
我继续听他说。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德勒姆斯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将你作为副总统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在这之后，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党，上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样的话，提倡黑人民权小组的成员就不能离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们失去了一个祷告者。”
我说：“罗恩，你在花言巧语地骗我。”德勒姆斯又说了20分钟。他的主题是，与像杰西·杰克逊那样的领袖相比，我是一个“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树的人”。德勒姆斯最后问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这样一点，你打算成为我们梦中的偶像，还是成为我们的睡魔，抑或打算无所事事？”
我说：“承蒙过奖，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现役军官。我不想说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话。我的打算是穿着戎装报效祖国直至退休。”
我们握手告别，他显得颇为满意。我猜想他获得了他想带回给他的党的信息。鲍威尔将不与我们为伍，但也不跟他们走。
那年圣诞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了。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会在边远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笔一挥解散了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此消失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工作。没有什么事情留给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对乔治·舒尔茨和我说的，他将尽力而为，一直干到有人出来取代他为止。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想到整个苏联帝国将会与他一起被人抛弃。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承认交给他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换马克思主义的心脏就复活其躯体。然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他在台上的时候，恰好美国有这样一位总统，愿意靠美国的优势地位拿和平去冒风险，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这两个人携手合作实行大胆的领导，开始结束冷战。
我深信，现在让国会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两个超级大国将来不再互相显示军事力量之后，“基本兵力”方案将是适用于未来的现实军事态势。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国会山参加另一次听证会。这一次是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因为我们试图让国会通过该建议，而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减的幅度还不够大。正当我们跨进听证会会议室时，我的法律事务官保罗·凯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为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就一个不同主题的提问做好准备。
在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提问按预计的轨道前进——后备役和现役部队搭配的比例合适吗？我们能从欧洲撤回多少部队？然后，会议主席准许众议员弗兰克发言。这位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先转向切尼说：“部长上次来这里时说，禁止同性恋者到军队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弗兰克然后转向我问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的是一种多数人反对一个群体的人的偏见吗？而且这一偏见是告诉男女同性恋者，武装部队不想要他们的正当理由吗？”就这样，把这个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赤裸裸地推给了五角大楼。
我说：“我认为将这部分人吸收进目前的军队里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
弗兰克打断我的话说：“如你所知，一段时间来，部长承认军队中存在男女同性恋者。因此而发生过任何行为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处于所谓的隐蔽状态……如果有的年轻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偏爱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那么我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众议员弗兰克那天未再追问。
然而，科罗拉多州女众议员帕特·施罗德随后给我来信，表示对我的证词感到不快。施罗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报告，并声称我今天是拣起当时用来反对军队中种族一体化的同一论点来反对同性恋者。“要是数十年前，你的推理定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