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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他说：“你知道，有人讲在你那儿出了一个麦克莱伦。”
诺姆上了钩。“你告诉我是哪个混蛋讲这话的，”他大声叫着，“我要给他看看我施瓦茨科普夫绝不是麦克莱伦！”
我感到有些内疚。我是故意刺痛他，以刺激他认真考虑我们的地面进攻计划。我挂上电话后，觉得这是该我再次去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了。
当我准备动身时，切尼不断给我布置临时任务。他说：“我要知道一支进攻部队的上限兵力数字；我要知道诺姆到什么时候可完成进攻准备。”他还提出第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简单的“前缀5”，那是我早在1964年本宁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上获得的核资格代号。我说：“关于核武器我们连想都不要想到它，你知道我们不能将那个鬼怪放出来。”
“当然不，”切尼说，“只是为了想得更周到些和出于好奇。”
我告诉汤姆·凯利召集几个人到大楼的最保密的房间制订核攻击方案。结果使我很泄气：要对仅仅1个疏散配置在沙漠中的装甲师造成严重损伤，就需要相当多的小型战术核武器。我把这一分析报告给切尼看了，随后给予销毁。如果说我以前对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实用性有过怀疑的话，那么这份报告最终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在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之前，切尼最后的交代是：“希望这一次你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进攻计划。”
10月22日，星期一，我来到沙特国防部，坐在地下5层的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战室里。我们一齐坐在房间中央的长桌旁，面对的墙上布满了图板。到场的有诺姆、陆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海军陆战队司令沃尔特·布默中将、海军司令斯坦·阿瑟海军上将、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以及中央总部副司令卡尔·沃勒中将。我们谈了一会儿有关1个军的进攻计划，它仍是一个差劲的计划，于是很快就搁在一边了。“杰迪骑士”提出了两个军的作战计划，其中强调要发挥我们占优势的装甲作战能力和一○一空降师的直升机机动能力，这个最新的作战计划还指出要利用伊拉克军暴露的西翼，但不够充分。“谢谢！”我向汇报者说，在他们走后，我告诉诺姆：“我们还得改进。”
那天深夜，他来到我在沙特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丽堂皇宾馆的套间。我们研究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敌人的固守不动的阵地。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东面是大海。他们自己的筑垒防御阵地是在南面。实际上，他们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们谈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门关死，并切断他们的供应线。我说：“在伊军的西翼地带我们可以利用1个重型装甲军迅速推进到纵深地区，同时，派十八空降军到更西面的地方，从那里北上封锁幼发拉底河谷和切断敌增援和后撤的路线。”我们继续交换看法，并把思路画在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的纸张上。我们所构思的战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军队的部署实际上为我们写下了这种计划。
第二天上午，我们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开会，对我们头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实。诺姆一再重复他的请求，要从欧洲调来由两个师组成的第七军。我同意，并说我们将从美国增调来第3个师。我们还将派出另一个海军陆战师。我还答应再给他增派几个战斗机中队。至于航空母舰？我们得派6艘来。对这东西我们已耗费巨资，为什么把它们省着不用？我们在巴拿马已得到一条教训：投入越大，结束越快。我们不能使美国再经受另一次越南战争。我们可以大手大脚地动用资源，因为世界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德国抽出几个师，而这些部队过去40年来一直驻在那儿，准备阻止苏联的进攻，而苏联的进攻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说：“诺姆，你必须明白，总统和切尼部长都会给你为打好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要担心。”我补充说：“你要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进攻。我们不能仓促上阵。”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来此以后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紧张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正如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时所说：“我感到好像他（鲍威尔）从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负。”我返回华盛顿时的心情比前几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将近3点半钟，奥蒂斯开车进入白宫大门，到西厅入口处停下。我告诉他让我先下车，然后再向前开一段后停车。在当时那种场合我要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因为电视摄影记者通常聚集在大门外。如果我让记者报道我是带着地图进白宫的话，那我得亲自从行李箱里取出地图来。如果我不想从我手中露出地图，我得叫奥蒂斯让我先下车，然后由他小心地把地图拿进大厅给我。
自从萨达姆占领科威特以来我们在白宫的历次聚会中，这一天的会议是最关键的。总统召集“八人帮”开会，只有丹·奎尔因不在华盛顿而未出席。我们必须解决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底线是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萨达姆的军队撤出科威特呢？还是要集中军事力量，一鼓作气把他的军队赶出去？是防御还是反击？
我们在情况室开会，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往往带有一种闲聊式的无拘无束的情调，人们不断喝着咖啡，两眼向外看着玫瑰园，很难集中精力讨论问题。这一天，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主持会议，他简明扼要地摆出两个选择方案。“我们现在是在‘丫’字形的交叉路口。”他说。如果我们走驱逐伊拉克军队的这条路，马上就会产生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设法得到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如果我们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我们是不是准备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国不顾一切地去干？当时吉姆·贝克即将开始他的欧洲之行，我们谈论到他可望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多大帮助。我们接着讨论必须不让以色列参战的超级敏感问题。如果把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犯错误的兄弟国家，它们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与以色列并肩作战。
最后，总统说：“好啦，让我们听一听科林怎么讲吧。”
我把我的透明塑料膜地图放在图架上，打开钢笔式激光指示棒。总统面露微笑。我开始说：“我刚从利雅得回来，我可以向诸位报告，第一阶段的任务正在完成。我们很快就能完成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部署。到12月初，最后1个师、最后1个连、最后一根帐篷杆都将到位。”我接着详细地说明每一个部队的配置位置，以及诺姆准备怎么样来打一场防御战。在就保卫沙特的问题谈了约10分钟之后，我翻出了一张新的透明塑料膜地图说：“这里是我们怎么样发起攻势，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设想。”总统俯身向前，这是他久等想听的话。我讲述了空中战役行动，接着谈到从正面实施助攻以牵制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占领军，同时在西翼发动主攻，以一个左勾拳切断伊拉克军队与后方的联系。
我一讲完，斯考克罗夫特就问：“我们谈到的是多少兵力？”
“用于防御阶段，大约近25万人，”我说，“但是，如果总统决定进行这样的进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兵力。”
“还要多少？”斯考克罗夫特问道。
“差不多一倍。”我说，“大约还要20万部队。”
“哇！”斯考克罗夫特脱口而出，他的惊讶之声得到屋子里其他人的共鸣。我看了看总统，他没有眨眼。迪克·切尼补充说。他和各军种参谋长们（早些时候我们已向他们通报过此计划）都一致赞同这个进攻计划。
布什总统再次问到空中力量：“科林，你是否确实有把握空中力量不能达到目的？”
我说：“如果炸弹一落下来，伊拉克军队就夹着尾巴逃跑，那我就是军队中最幸运的人。如果伊军在空袭下果真逃跑了，那你可以拿我的薪金去支付部署地面部队的费用。”但是，我提醒在场的人，历史上还没有过单靠空中力量就打赢一场战争的战例。
我们考虑给萨达姆发一份最后通牒，要他在某一日期前撤出去，不然就把他赶出去。吉姆·贝克建议截止日期是2月1日。“如果我们把话说出去，我们就必须说到做到，”我说，“我们必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
总统再次点头称是。他按老习惯让大家又扯了一会儿，随后他中断大家的闲扯，说：“好了，就这么干。”我们有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