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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总统说他已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过。总统以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他们仍告诉我他们能找出一种阿拉伯式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我们怎么干，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切尼要我谈谈军事选择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卫沙特阿拉伯计划，列举了我们能够迅速投入海湾地区的部队。我有相当把握确信，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还坚信他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说，“要把美国的旗帜尽可能快地插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们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我们切不可无所作为而使萨达姆更加肆无忌惮。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后的数小时内就已经表明这样的观点。总统说：“我们要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备，保卫这个国家。
我随后问为解决科威特进行战争值不值得。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问题，目的是使军方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出哪些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应由我来提。我的做法有点越权。我现在已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期待我的仅仅是提供军事方面的意见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白宫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为解决危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职业军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奴性十足感到惊骇不已，他们从没有催促政治领导人向他们讲清越南战争的明确目标。如今在我们谈论需派多少个师，多少艘航空母舰和多少个战斗机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我的短网拍墙球球友、现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谈过话。他们要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要让他知道我们已做好准备进行帮助。后来，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切尼。他说班达尔要来，我们要再给他讲讲现实的危急状况。班达尔来到切尼办公室后，显露出他惯常的美国化的、轻松活泼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脾性。从一只塑料杯子里喝咖啡，还用一支金笔在杯子里搅和。在平时，我们相互间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称呼对方。我对他的可以上书的惯用称呼包括“伟大的班达尔”和“班达尔，你这个阿拉伯阔佬”，而他则叫我“老爷兵”。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开玩笑。当我们坐在切尼的小圆桌四周时，我指出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门口。班达尔仔细看了这些照片，他的牙齿咬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没有说什么。
“我们准备随时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以免遭到萨达姆的攻击。”切尼说。
班达尔向我们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怀疑神态。“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在过去的一次危机中，卡特总统给沙特阿拉伯援助了10架没有武器的F—15飞机。
“告诉班达尔亲王我们准备做的事。”切尼向我说。
我开始说：“我们最初将派去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八十二空降师以及1艘航空母舰。”接着我补充讲了后续部队。
班达尔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他打断我的话，问：“后续部队有多少？”
我说：“加在一起，在最初阶段总共约10万人。”
“我知道了，”班达尔说，“你们是郑重其事的。”
切尼最后说：“我们建议您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保卫王国的愿望。”班达尔临走前向我们保证，他马上就将我们的建议向国内报告。
在他走后，切尼提到我们早些时候同总统的会见。“科林，”他说，“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不是国务卿，你也不再是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你不是国防部长。所以，你讲话不要离开军事问题。”他显然是说我说话太随便了。然而，我对我在白宫的坦诚发言并不感到歉疚。我所说的要向军队提出明确目标的话是非讲不可的铮铮之言。
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伊拉克的入侵问题不露声色。到那时为止，他向美国人民所说的话只是，“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我没有考虑这一行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一期间，总统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中的戴维营度假。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班子成员随后来到。中心议题是施瓦茨科普夫详细深入地汇报我们如何保卫沙特阿拉伯，包括需要多少部队、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空中战略等等。当这位身材魁梧、坦率而善言、充满友爱的军人发言时，我看到总统频频点头。在讲完保卫沙特阿拉伯问题后，诺姆又补充说道：“好，如果你们要赶走伊拉克人和恢复科威特原样，那就要采取……”他然后一口气讲了为此需要增兵数十万人，需要准备8个月到1年的时间。
那个星期天下午，天气闷热，细雨蒙蒙。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以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提出的援助。我舒适自在地呆在我的小书房里，两脚跷在桌子上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总统直升机从戴维营归来时降落在白宫草坪上。已架起了许多麦克风，总统一面应付记者连珠炮似地提问，一面走近麦克风。记者们一个劲儿地问他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他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扬起食指说：“对这次入侵科威特，不能按兵不动，不能置若罔闻。”
我马上坐了起来。从“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到“不能按兵不动”，这可是前进了一大步。总统是不是要使美国承诺解放科威特？他是要运用外交和经济压力，还是要诉诸武力？
是不是原来的最后方案现在突然变成了第一优先方案？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在我们到戴维营向他汇报之后，总统了解了他可支配的资源。他有了信心。而早些时候在阿斯彭与英国首相的会谈，无疑也对他有影响。8年前，玛格丽特·撒切尔收复了阿根廷占领的福克兰群岛。我突然想起“不能按兵不动”颇有撒切尔的铿锵有力之声。但这一思想过程纯属乔治·布什本人之事。他冷静地听取顾问们的意见。他打电话与世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磋商。然后，拿定他自己的主见，他已做出了这一重大的决策并首次公布于众。
我关上电视机，走过去看我书桌上的一张地图。可能一项新任务已落在我肩上。
8月6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迪克·切尼从吉达打电话给我。他刚刚离开法赫德国王，他说：“我们已得到他的同意。我已报告总统。开始下令调动部队。”
要开动美国的庞大军事机器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我们已经通知待命的部队有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驻亚持兰大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和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但是，没有军事空运司令部——美军的联邦捷运公司——的空运，伞兵就无法行动。军事空运司令部是集陆海空系统于一体的称之为美国运输司令部的空军分支。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斯科特空军基地，司令官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H·T·约翰逊上将。他把切尼的命令转达给我国西海岸军事空运司令部的神经中枢——新泽西州麦圭尔空军基地的第二十一航空队和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队。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空运司令部百分之八十的飞机都在飞往某地的途中。当一项特急命令迅速传达到整个系统时，所有其他命令均予取消。比如说，有一架运载零部件正飞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的运输机，在当时就得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并卸下所载货物，飞回国内。这类活动在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在斯科特空军基地有一个连接电脑系统，它标明每一架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显示器。斯科特空军基地知道机上载的是什么货物，油料剩多少，飞机的保养时间表，机组人员是谁，以及每个机组人员在进行轮休和被替换时还剩下多少飞行时间。切尼的命令正使数百架飞机改变它们当时的航线，并最终飞向一个新的目的地——沙特阿拉伯。军事空运司令部的全部飞机的利用率将从百分之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