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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在国内酝酿改革我们的军队时，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老对手是怎样改革他们的军队的。我们驻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大使杰克·马雷斯卡参与了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欧安会研讨会的组织工作。这次研讨会是空前的。北约国家、华沙条约国家和不结盟的欧洲国家的军队参谋长们将于1990年1月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王宫开会。1814年，在这个王宫里曾举行过重画拿破仑失败后的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马雷斯卡请我出席这个研讨会，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并在一个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对面的一个人，即使他不穿苏联的将官制服我也认出他是一个军人。他就是接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苏联总参谋长米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变化真大啊！阿赫罗梅耶夫，70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矮个儿，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谢耶夫，51岁、大个子、精力充沛、仪表堂堂、姿态威武。
在我的发言中，我要建立的论点是，自从历史把美国推向超级大国地位以来有一点一直被人们忽略了。尽管我们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军事领导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规定要宣誓支持和维护合众国宪法。”我还解释说，这个文献“视军队，特别是我的军种——陆军是一个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组织，在危机时期有用处，而在所有其他时间里都要受到小心的监视。”
我进一步指出，从我国诞生以来，美国人民就反对建立常备军的思想。宪法的一个撰写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军队的限额。我援引了乔治·华盛顿的回答：“一个绝妙的想法，只要我们能说服我们各方面的敌人加起来也保持相同的数量。”我指出，身为四星上将的主席，我不是美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这个人是总司令，是总统。我提醒在场的盟国、敌国和潜在敌国的听众，美国武装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国人民坚持认为，一旦我们不得不组建军队，其态势必须是防御性的，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议。就在此刻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在国内我们的国会正在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减我们的军队。在民主国家就是这样，我也赞成这样。”
我试图在会上定出妥协和非敌对的调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当轮到莫伊谢耶夫发言时，这位苏联武装部队的新头头态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发言与美国的机械式的冷战战士一个腔调，讲的都是些空洞的、过时的和充满对抗性的陈词滥调，与整整齐齐地印在他助手散发的加封皮的小册子里的话一模一样。莫伊谢耶夫讲完后解答问题时，发言像是一台录音机喋喋不休地放出录好音的克里姆林宫磁带上的话。我很担心，因为我贸然声称这个世界变化巨大，而莫伊谢耶夫的表演却说明没有什么变化。
我低声向马雷斯卡大使说了我的担心，我说，我要更好地了解此人，搞清楚他究竟还有没有不同于苏联沙场老将之处。马雷斯卡那天晚上在他的维也纳寓所里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宴会。我带上行政助理汤姆·怀特和国务院的一流俄语翻译彼得·阿法纳先科前去赴宴。
那天晚上，当我们的客人从门里进来时，我以为我们可能认错了人。一切气势汹汹的咆哮都已消失，莫伊谢耶夫显得热情随和。我们入座就餐，他很快显示出至少有一样东西仍在苏联起作用，那就是情报系统。“您是在1958年参军的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结婚的吗？”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个儿子，他在军队供职，是吗？”
“是的。”我说。
“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这时莫伊谢耶夫对我做着手势，笑着说，“但我在51岁时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几乎在53岁时才做到这一切！”
就这样，坚冰被打破了。随着伏特加酒下肚，气氛越来越热烈。莫伊谢耶夫向我们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的童年生活。他父亲是大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养路工，不论气温多低从未缺过一天勤。他的母亲仍住在西伯利亚的故乡。只有在谈到波罗的海国家问题时——美国仍认为它们是被占领国家——我才隐约地感觉到苏联固有的敌意和此人的强硬。莫伊谢耶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辈的亲人，他们都是军人，都为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地牺牲了生命，而现在他们竟恨起苏联来了！
到酒酣夜静之际，他和我成了两个相互交流战斗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适愉快的气氛中开始提一些问题。“我们都感到苏联正处于变革之中，”我说，“兜售老一套的党的路线还有什么意义吗？”他也知道苏军将从东欧国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问：“为什么你们不快一点撤军呢？”他说：“因为孩子们必须读完学年。”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向另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做出这么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开怀大笑。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我提出的意见他是否全接受，但当我们分手时，莫伊谢耶夫紧紧拥抱我说：“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终生朋友。”就我来说，我感到我遇见了一个徘徊于老式共产党敌人和新军人伙伴之间的人。
雷伯恩大楼2118号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室，讲台前挂着一块饰板，上面写着：
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8款
国会有权……
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
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统辖和管理陆海军的条例。
我想，挂在那里的饰板是要人了解在防务方面是谁掌管钱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间里为拟议中的1991—1992年国防部预算进行辩护。以往要确定我们军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摆出苏联的威胁，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随着苏联在军事上的收缩，我们面临着一种基本上一面倒的情况，国会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威胁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平红利”已成为一句时髦的话。既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枪炮，我们就可以把钱转用于教育、住房或预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总统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阶段大量裁减驻欧洲美军的建议，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众参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会议，宣传布什的防务预算是政府适应新的世界气候的明证。然而，当我们离开国会山时，我们知道，除非我们采取一项指导裁军的全面战略，否则五角大楼的政敌会扛着电锯来找我们。因此，切尼尽管还没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继续完善它。
在国防部内部和在与国会议员谈话时，我宣传“基本兵力”理论，即我们的兵力规模要从单纯以威胁为依据转向以威胁和作战能力为依据。我说，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担心苏联的威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某些基本的战斗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不会再需要保持一支专门的空运力量，以便把几百万吨物资装备运往欧洲，好对付苏联可能的入侵。但是，我们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资运往全世界的难以预见的麻烦地点。我们可能不再与富尔达峡谷对面的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相对峙，但我们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军队要能够执行4项基本任务：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战；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战；其三、国内有一支应急部队能迅速部署到热点地区，就像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那样；其四、保持一支削减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队，以慑服核敌人。
我已经使我的某些同事改变了观点。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赞同我的主张，战略空运司令部司令杰克·钱恩上将也赞同我。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统率北约部队和驻欧美军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杰克·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