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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两位抗英志士的后代，据《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所载，邓菁士之独生子邓锡龄，字永周，号梦余，生于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寿五十二岁。娶李氏，无子，以邓德桑承嗣，邓德桑系邓祖添之子、邓芝林之孙，邓芝林字敏才，号毓生，乳名秀槐，系邓菁士之二弟。
邓植亭之长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无子；续娶吴氏，妾钟氏，生子德刚、德毅、德强，德强早卒。四子沂添，娶关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岳。
据邓兆棠医生、邓圣时先生介绍，抗英领袖邓仪石（又名惠麟）系厦村西山村人，为邓氏二十五世祖；邓芳卿系屏山人，为邓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据黄建五先生撰文介绍，抗英志士伍其昌，别号星埠，原籍南边围，生于咸丰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补增庠生。生平胆识过人，办事勇敢，在乡间排难解纷，任劳任怨。在1899年抗英斗争中，挺身而出，捍卫乡阎。当时有一通敌泄密者被乡民处死，抗英斗争失败后，死者家属向英军“诉冤”，指证抗英领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潜逃”，从容被捕，港英欲处以极刑，后因各乡绅耆极力环保，判为终身监禁。后因英国王子爱德华访港而“大赦”出狱，已度过十三年铁窗生涯，时年五十三岁矣。村民们燃放爆竹，夹道欢迎，整个月里盛宴款待，誉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狱后改号醒迟，在西边围筑“作新书室”，设馆授徒，赋诗明志，与当地名流唱和，轰动一时。黄建五先生曾辑录其遗诗三首：
其一
今吾犹是故吾身，底事吾庐号作新。
黄种魂醒初认夏，绿杨甲柝甫回春；汤铭康诰追前度，美而欧风渐隔邻；愿与众生除旧染，冰壶一片见天真。
其二
近来时局喜推陈，我亦随人日作新。
三面开通空夙障，一堂活泼有余春；梅花曲绕窗为壁，蓬荜阴连眷比邻；昔叹归与今已慰，愿从吾党证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复何之，倦鸟飞还得一枝。
屋小尽堪容我席，檐低终不寄人篱；幼安有阁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最好黄花开放后，陶然醉读归来辞。
烈士暮年，劫后余生，作淡泊之人，出苍凉之语，“今吾犹是故吾身”，“黄种魂醒初认夏”，“愿从吾党证前因”等句，隐隐可见壮心不已，无愧无悔。伍氏事迹因时间跨度较大，没有在小说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资料珍贵，也录以留存，供后人追念。
又据刘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后算账》一文中所载，骆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时向卜力呈报的黑名单中提到的姓名有：吴基祥、邓清持、邓清宏、邓亚清、吴丰祥、麦鸿文、陈天宝、李天良、文大龙、李培基、林源发、陈容。因为这些姓名均系据英文音译，汉字书写不一定准确，我怀疑其中的“吴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邓清持”则疑为邓菁士，录此备考。
以邓菁士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异邦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所表现出的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永远景仰、永远纪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
邓菁士等人领导的抗英武装力量，直接参战人数达二千六百人之众，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包括从民间购置的大炮、原各围村防盗自卫的抬枪、从各种渠道购买的长枪、短枪（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国缴获的“洋枪队”武器，太平天国失败后，这些武器失落民间）、大刀、长矛、三叉戟、匕首，与港英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部队相比，武器装备低劣，人员军事素质不足，然而他们不畏强暴，敢于以弱战强，先后组织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战大埔、4月17日的再战大埔和伏击林村谷、4月18日的反攻石头围等多次战斗，虽均未能获胜，但屡败屡战，宁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军事上、心理上都给英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港府辅政司兼“新界”专员骆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报告中说：“要是他们有近代化的武器，我军恐怕就更加为难了。即使如此，他们用原始武器开火的那股劲头，也显出他们浑身是胆。”驻港英军司令加士居少将在1899年5月5日的报告中说：“如果叛乱不被及时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种可怕的规模。目前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会使情况日益复杂。”英军奥格尔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报告中也说：“我相信敌军的数量一定非常可观，而且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上面了，他们希望以占绝对优势的人数来压倒我们，但中国人对近代化武器的威力并没有任何概念。”从英方当时的许多函件和报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装力量的人数众多，斗志昂扬，领导者也具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而且在两国已经签订《专条》，清政府软弱无能、处处退让的情况下，民间抵抗运动最后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过乡民大败英军的记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话》（195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称：“4月18日，群众2500人在上涌与英军激战，把英军打败”：“5月，英军大举反攻，炮轰锦田围，夺去铁门作为战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记》（198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也称：“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涌与英兵激战，挫败英军。”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中曾指出上述说法不确之处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战的发生地在上村石头围而非“上涌”；其二，当日战事的胜负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头围的英军发起反攻，遭到英军伏击，抵抗者受到重大损失，此后已无力进行战斗；其三，英军夺走吉庆围铁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当日，而非5月。
我在当地采访时曾经得到关干“石头围乡民大战殖民军”的一些素材，据说：太平公局将主力集中在鸡公山，前面及左右两翼分布战斗部队，完成对石头围英军的包围态势，另派数支突击小组，引诱敌人迷失方向，并分段截击敌人的补给线。4月18日，大埔大约七十多条村落的武装分别抵达石头围外围阵地，深圳、东莞、惠州的团练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导，一部分上鸡公山与主力会合，一部分散人各围村，包围已被困在丛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军。豪雨中殖民军几次突围，都未能冲出密集的火力网，粮食陷入恐慌，运输用的军马被宰杀，连中毒生病的军大也宰来吃。抗英武装以“八爪鱼战术”，于4月19日凌晨全面出击，先从观音山对面的各条战线展开攻击，“引蛇出洞”，分散敌人兵力，然后由主力捣其巢穴。在满天火光、杀声震地的原野上，殖民军指挥官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武装乡民前仆后继，杀入丛林中，殖民军死伤一百多人（一说二百多人），武装乡民牺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后，石头围之战结束。
这一说法当然令人振奋，我在小说中也极愿意描写一场抗英乡民大败英军的战斗，但反复研究其他有关文献，总觉得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英军奥格尔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发出的报告中曾详细描述了上村之战：“在下午约2：30的时候，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正在向这方靠近。观察局势之后，我看到了不少中国人向我们逼近，意图可能是想袭击我们。我马上命令伯杰上尉去作准备，我不知道哪些没有参加昨天战斗的应派出去，哪些疲劳的士兵应该休整。大概下午3：00，伯杰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排成三列，队形非常整齐，他们越过干涸的被犁过的田地，挥动着旗帜，大声地叫喊着向我们冲过来，很显然这是中国人一项计划好的行动。他们开始从远处射击，3。5英寸口径的枪弹在我们身旁落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来福枪射击的声音，但是好像数量不多。当他们行进到500码之内，伯杰开始向他们开火，以便保证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击的效果如何。伯杰然后开始前进，看见他们马上掉头狂奔，也忘了开枪。我们继续追击，一直向他们开火，直到他们跑出我们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骆克的报告说：“自从我上封报告（指同日下午3：OO的报告，引者注）发出后不久，中国人就袭击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