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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久江苏丰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1期。中将。内战一爆发，蒋介石就委任其为第32集团军司令长官。鲁南会战开始，蒋介石又把他调至山东战场，任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对此职并不满意，况且他属下的第5军自恃是陈诚的嫡系主力，不听指挥不买帐，所以一气之下称病到上海“治牙”去了。
当时正是沂蒙会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将王敬久召回山东。因此，当顾祝同提出调王敬久指挥鲁西南作战时，蒋介石不甚满意地说：“这个粗人不长进，当年那点勇气也不见了。”
蒋介石有意让第66师师长宋瑞河指挥鲁西南作战，又恐其资历不够，众将难服，只好作罢。
王敬久对顾祝同的委任同样不感兴趣。他得知他所要指挥的部队是从豫北和豫皖苏调来的，觉得自己属下的部队老是变来变去，使用起来很不顺手，于是要求顾祝同给他固定几个师，最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部队。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他便呆在泗水老家不肯上任。
顾祝同也被这个王敬久弄得很恼火。他发了一通脾气，王敬久才于7月6日驱车到达鱼台。此时第70、32、66师均已奉顾祝同之命到达羊山附近。
王敬久的司令部真可谓凑合的“杂烩司令部”：参谋长由苏北师管区司令刘秉哲兼代，副参谋长由第长70师第139旅副旅长徐成宣兼代。王敬久对他所指挥的第7O、32、66师三个师的战斗力如何一无所知；而最头疼的是不知对手的意图。
这一切搅合在一起，使王敬久就像进入了一个大迷阵，既弄不清东南西北，又摸不准上下高低，真是举步维艰。
在此种情况下，既不能不向北增援，又还要靠公路运输，王敬久只好将三个师摆成北起嘉祥、六营集、独山集南至羊山集、金乡城的一条长蛇阵，向北推移。
蒋介石把这个“长蛇阵”端详了半日，打电话问顾祝同：“你认为王敬久的部署怎么样？”
顾祝同说：“王敬久这个人粗中有细，如此布阵可进可退，进可寻歼顽敌，退可兼顾徐州。”
蒋介石越发觉得不顺耳：尚未接敌怎么就想到退守徐州了？
郓城失守，王敬久在电话里被顾祝同奚落开导一番，心里愈发不踏实，便接通了第70师师长陈颐鼎的电话。
第70师在整编前为第70军，老底子是湖南部队。师长陈颐鼎毕业于黄埔3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命他带领第70军到台湾整训，同时接受日军投降。第70军在台湾期间为了补充兵员，贴出布告招募。适逢战后的台湾失业人口很多，布告一贴，报名踊跃，补充了3万台湾兵。
1947年6月，陈颐鼎接到调令，率第70军回到大陆，整编为第70师。这时第72师在泰安被围，蒋介石让陈颐鼎速去支援。第70师还没赶到，第72师便被全歼了。陈颐鼎又接到顾祝同的命令，率师西进金乡。刚刚驻下，刘邓大军飞越天险，郓城被围。7月6日，顾祝同电令陈颐鼎火速北上解第55师之围。部队赶到巨野，就看到有很多散兵向南逃。一了解，郓城已被共军占了。
这一个多月，陈颐鼎就是带着部队到处转。转来转去，跑了大半个中国，援军没当成，倒成了不折不扣的“疲军”。上下怨声沸沸，精疲力竭，“劳而无功，士气低落。陈颐鼎本人更沮丧且气忿。
陈颐鼎尽管性格内向，平素沉稳，喜怒不形于色，但这会儿一听是王敬久的电话，语气还是有些不恭：“司令长官，本人资短历浅，目不见睫，还是想多言一句。古今作战，知己知彼为最一般常识，且又为作战之第一要素；而今我们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种仗，鄙人还没有打过。”
王敬久并不生气：“依陈师长之见呢？”
“55师已经被歼，我70师和32师、66师一字排开，且不说刘伯承的打算如何，就连司令长官的动意我们也不甚明白。我以为，鲁西南我军均为远道奔袭而至，不知天文，不明地理，应该先见见面，谈谈各自的情况，以便互相协同。另外，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我建议各师派出一个团，搜集情报，侦察共军的真实动向。”
王敬久说：“陈师长建议很好。你70师迅速派出一个团，侦察侦察吧。”
陈颐鼎噎了一下：“我意各师均应派出侦察部队，以明耳目，摆脱被动局面。”
“其它是我的事，你执行命令吧。”
王敬久挂了电话。
陈颐鼎非但没能发泄腹中之郁气，反倒往脖子上套了一道锁链，好不晦气。
鲁西南 定陶 1947年7月5日——12日
定陶守敌是第63师第153旅，原系广东陈济堂的老部队。去年蒋介石在庐山避暑，曾要他们当卫戍部队。5月山东战局吃紧，又调他们去山东，走到半路，刘邓过了黄河，又改变计划调到定陶。
第153旅抵定陶的第二天，为防刘邓部队靠近城池，把距定陶五里以内的村子全用大炮推平了；庄稼就不用说了，就连正在结果的梨树、核桃树也锯倒了。
定陶是刘邓大军曾经解放过的地方，解放军的军属多，共产党员多。为了铲除“红祸”，第153旅制定了大屠杀计划：一个星期内消灭全县共军军属和共产党员。仅在三天内，即杀害、活埋了1000多人。正在大屠杀计划实施期间，刘邓大军的第6纵队日夜兼程，逼近了定陶。
通向定陶城的大路、小路上，战士们老远就看到路边一片刺眼的白，那是欢迎解放军的定陶百姓。他们的脚上穿着白鞋，头上顶着孝布，泪水哗哗地流。妇女们则一个个梳着又硬又粗的发誓，发很高高地上翘着，穿的白鞋是那种裹足女人才穿的带尖的小鞋——她们都剪过头、放过脚，敌人说剪发大脚的妇女就是共产党，搜出来就站火砖，上绞刑，她们才又搭上假发，包上了裹脚布……
纵队政委杜义德跳下马。
“乡亲们，你们受苦了！”
杜义德的声音哽咽。
“哇——”
一个身穿重孝的年轻媳妇一声悲嚎，昏倒在地。她的公爹因不让锯门口的梨树，被绑在树上，跟树一块被锯成两段。她的丈夫夺锯，被刺刀挑了。她三个月的身孕，被三个敌兵轮奸后流了产……
一个青年把头上的孝布往地上一扔，“扑通”一声跪在杜义德面前：“我要当兵！”
杜义德搀起他，转过身对参谋长说：“给他发一杆枪！”
呼啦一下站出一排青年。
5日夜晚，第6纵队以神速突然的动作袭占了定陶四关，完成了对敌第153旅的合围。
杜义德两天两夜没合眼。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在豫北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杜义德军政两副担子一肩挑，好在手下有第16旅旅长尤大忠、第18旅旅长肖永银和第17旅旅长李德生三员虎将。杜义德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世上没有6纵办不到的事。他一面组织部队做好攻城的准备，一面组织部队抽出尽可能多的人力、牲口，帮助饱经苦难的乡亲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第18旅仅直属队就在三天里助耕2196亩，在一片一片被砍倒高粱的地里，抢种了晚谷、豆子、红薯。
定陶四周的田野里，遍地可见穿灰色军装的战士在拉犁抢种。
杜义德到被炮火摧毁的村庄检查工作，看到战士们用高粱杆帮助老乡搭建了简易住房，甚至还有院墙、照壁、牛棚、驴栏和鸡窝，感慨道：“我是湖北佬，这些年在河南、鲁西南见到最多的东酉就是高粱杆。无论走进哪，田地、场院、屋檐下、屋顶上，到处可以看见一堆一堆的高粱杆。行军宿营住下，烧水，做饭，冬天烤火，更离不开高粱杆。特别是坐汽车的时候，一碰上泥泞反浆的水洼地，没有高粱杆垫路，你就毫无办法。”
参谋长姚继鸣说：“高粱杆搭成的浮桥、扎成的划子，去年还救了我们一个团呢！”
杜义德用手抚摸着用高粱杆搭的房子，动情地说：“黄河边上的父老乡亲们就像这高粱杆那么朴实，再大的苦吃了，再大的罪受了，为了战争胜利默默地做出最大的牺牲……”
杜义德走出村子，田野里军民头顶烈日，挥汗耕耘。人群里有一个光背的战士引起了杜义德的注意：他弓着背，像牛一样抵着头，背着一条粗粗的麻绳，人力拉犁；他旁边是一头拉犁的驴，他打两个来回，那驴才拉一趟。
杜义德走过去，看到那战士的帽子被汗水浸了个透湿，不免有些奇怪：热得连衣服都不穿，帽子怎么还戴着呢？
“你辛苦了。”杜义德跟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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