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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可不想让他复原，哪怕是心灵上的创伤都不许。就在灭张战争的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后，朱元璋回老家看了老爹老妈的坟墓，只一个月时间，他就匆匆地回到应天，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传檄声讨张士诚。
传檄，其实是公布檄文。檄文是合法政府用于征召、晓谕的公告或不合法政府声讨、揭发敌人罪行的文书。
中国人在传檄上有着精深的造诣。不过，中国人里写出优秀檄文的都是不合法政府人员。
比如商汤声讨夏桀的《汤誓》，周武王声讨商纣的《牧誓》，都是不合法政府声讨合法政府的檄文。唐朝武则天时期，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写了篇《讨武兆檄》，把武则天看得直愣。可徐敬业是造反派，武则天才是合法政府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檄文，都是不合法政府摆出一种不要脸的高昂姿态来声讨合法政府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檄文就是为了师出有名。书写檄文的人不管是否能打败敌人，都想先过过嘴瘾再说。
由于檄文是声讨性质的文章，所以，里面只有两种话，一种是好话，这是要扣在自己头上的；一种是坏话，这是要扣到对手头上去的。檄文的行文方式是典型的两分法：我什么都好，对手就没有一点好的；我高尚如圣人，对手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这叫不厚道的造势，朱元璋肯定有这种造势，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极不厚道的暗黑人物。
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断定张士诚有八宗罪。
第一宗：张士诚你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大罪第一（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
第二宗：后来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大罪第二（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撝，其罪二也）。
第三宗：再后来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大罪第三（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
第四宗：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大罪第四（初寇我边，一战而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
第五宗：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大罪第五（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五也）。
第六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大罪第六（阳受元朝之诏，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相，其罪六也）。
第七宗：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大罪第七（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睦迩、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
第八宗：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大罪第八（诱我叛将，劫我边民，其罪八也）。张士诚听闻这八条罪状，跳了起来，失声叫道：“朱秃子神经错乱啦。”朱秃子没有神经错乱，这八条罪状看上去是无稽之谈，其实，它们有很深的渊源。而这渊源，如果张士诚能绕过现象的漩涡，就会发现这篇檄文的本质所在。这一本质正是刘伯温几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才使他迷途知返、恍然大悟的。
檄文声讨的到底是谁
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很有心得。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阴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刘伯温的这一想法，是他把朱元璋和张士诚作比较得出来的。当时张士诚投降元政府，在法理上名正言顺。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到张士诚那里，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跟着张士诚，风险成本小，而跟着不合法的朱元璋，风险大。
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茫然了很久，最后叹息说：“天下无人也。”
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这简直是胡扯，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然后送信给朱元璋，要招安他。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刘伯温认为，继续不理。因为在刘伯温看来，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他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杀掉了其中几名。
但几天后，朱元璋对自己的鲁莽马上反悔，他派人送还了活下来的使者，还送了许多战马给元政府。元政府无法作深一层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阴历二月，张士诚攻安丰城，朱元璋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亲自出兵解救安丰。刘伯温当时让他放弃这次机会，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从小明王的红巾军旗下解放出来。
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所以我艰苦奋斗，今天，我拥有了南中国广大地盘，这是祖宗的显灵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说，红巾军革命以来，做过的事主要有三件：杀人、放火、凶谋，杀戮天下的知识分子。所以呢，红巾军就是个贼窝，就是十恶不赦的团伙。而他自己则是商汤和周武，可以吊民伐罪。他讨伐的人全是坏人，比如张士诚。张士诚这人虽然和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朱元璋要讨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着，朱元璋又说，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联合起来平定那群乱臣贼子。这群乱臣贼子好多，张士诚是，王保保是，李思齐是，张良弼是，甚至躺在坟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乱臣贼子的头衔。
朱元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尧舜级别的人物，要比汤武还要崇高。
他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那张丑陋的嘴脸迎风招展，嘴里吐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词句，使人听一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他一眼，骨头就咯咯作响。
他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还可以理解。但讨张士诚的“八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