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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我觉得很痛苦。”
我一看，强扭的瓜不甜，一拍桌子：“好，不入了！咱说不入，就不入！我坚决赞同你的想法，再也不跟你谈这个事！”
孩子这才破涕为笑。
我知道肖盾不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孩子。怎么让他理解人生中这些无法回避的伤害？怎么让他体谅人性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阴暗？
我开始鼓励肖盾竞选班长。
竞选成功了，坐上第一把交椅的肖盾，才真正感受到人世间的复杂。我引导着他，针对班级各种问题，做讨论，找对策。他渐渐明白，这个班级有美好的一面，也有烦恼的一面；如同我们的社会，如同我们每一个人。在半年的班长任期里，肖盾体验了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自理能力、交往能力、化解危机的能力、排解痛苦的能力，越来越强。
后来，肖盾的妈妈告诉我：“肖盾说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入团了，不是他怕了，也不是他想不通。他只是想让那一段成为他永远的印记，激励他更坚强、更理性。”
你知道功能卓越的半导体晶体管是怎样诞生的吗？科学家发现，将锗提纯，可以制成极为优异的晶体管。这之后，全世界研究者们都力求去掉所有的杂质，使锗纯度达到100％，让理想中的晶体横空出世。
日本新力公司的江琦博士沿着这种构想，进行了无数次实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带进了杂质。后来，他灵机一动：“既然绝对提纯不可能，可否反其道而行之，试着一点点地加进杂质？”奇迹出现了，一种更为优异的晶体诞生了。江琦博士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人生也是一样，没有绝对的完美，做不到100％的提纯，试着容纳一些杂质，把你的期望值降低到一个适当的坐标。你会发现，极为理想、纯情烂漫的生活，原本就不存在；而另一种极为真实、五味杂陈的生活，未必就不美好。
和肖盾同班的侯晓迪，年级里没几个老师不怕他。不是因为他品质恶劣，而是这孩子实在太偏激了，又特别聪明；万一给他逮着了，辩论一场，胜算很小。他能够24小时在电脑旁鼓捣一个软件，弄完了以后，昏睡两天两夜。同时，他做事没有计划性，也没有规律性；而且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
有一天，侯晓迪拿出这么个问题跟我辩论：“0＜椭圆的离心率＜1，那么，圆的离心率是否为0？”
我说：“圆是没有离心率的。”
侯晓迪说：“当椭圆的长轴和短轴越来越趋向相等，也就是接近圆吧，这时，两焦点距离为0，除以长轴，这个离心率不是等于0吗？”
他就这样软磨硬泡，找我谈了N次。
终于有一天，我告诉他：“侯晓迪，我非常尊重你的探求精神。特别是这个问题，你能以变化的观点研究圆和椭圆的关系。你完全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论文，我帮你修改，再找个杂志，咱们试试发表。”
结果，这篇论文还真就登出来了。
谁也无法改变冬天的气候，但一个塑料大棚就可以让大家品尝到春天的蔬菜。我们深知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同样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营造一片快乐成才的天地。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总能遇到像侯晓迪这样的“怪”孩子。在我看来，他们稀有可贵，我要做的就是保护、欣赏和引导。
侯晓迪曾经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高三换届，他退了下来。不久，举行高三运动会，学校规定：高三学生中，有项目的，上操场；没项目的，上自习。
我问侯晓迪：“假如我尊重学校的意见，让没有项目的同学，都待在教室里自习，行不行？”
侯晓迪说：“您要是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同学们会一起围上来，把您从这窗子里扔出去的！”
我赶紧说：“好。为了免遭厄运，我只有服从你们。”
侯晓迪就是这样个性张扬的孩子，也因此经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磨难。
我害怕他沉沦，经常鼓励他：“侯晓迪，你将来一定是个人才，会比所有人飞得更高、更远。多少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你把它变成了现实。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勇气啊！作为老师，我都佩服你！你要相信，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就这样，虽然在中国现存的教育体制下，侯晓迪总是撞得头破血流，但他的心态一直很自信很执着，大有愈挫愈奋，愈挫愈勇的劲头。从上海交大毕业以后，侯晓迪同时得到了三所世界名牌大学的邀请。
我在山东工作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想来，都备感心痛的事。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弟兄两个，老大学习挺好，老二学习比老大还好。老大中考，先考上沂水一中高中部；老二接着小考，又被沂水一中初中部录取。然而，这个家庭根本无法同时承担两个读重点中学的孩子。于是，老二退学，打工挣钱，供他哥哥考大学。
后来，哥哥考上了浙江大学。
可没有想到，半年以后，我收到了浙江大学发来的公函：“某某同学，因考试五门不及格，勒令退学，请家长来领。”
看到这个电报，我预感不妙，一路查下去，找到了这个学生的家长。那是个冬天，这位父亲穿着一件破棉袄，前后衣襟、袖子上都磨得发亮，棉袄还缺了颗扣子，露出苍老的胸脯。他知道怎么去杭州吗？他到哪里去凑齐路费？我心生不安，请示学校：让我陪这个家长去一趟浙江大学。
我们到了浙江大学，学校负责人介绍：这孩子一来到大城市，就在花花绿绿、车水马龙中，迷失了自我。逛游戏厅、泡酒吧，完全成了一个混混，期末考试五门功课不及格，只能退回去了。
这位父亲听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家长一哭，儿子也跪到他爸爸面前：“爸爸，我对不起您！学校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们只好四处求人，校方最后决定：再给学生一次补考的机会，一科交200块钱的补考费。这个学生智商不低，稍微一复习，补考过了；又继续跟班上来。
有了这次绝处逢生的经历，他今后该怎么做人？如何面对他的父母兄弟？我以为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谁知，到了第二个学期，这孩子依旧我行我素，到了期末，又是好几科不及格。就这样，他在浙江大学上了一年，把家底都掏空了，最后遭受了一个退学的命运。家里唯一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我一直强调对孩子的理解和宽容，鼓励他们张扬自我。但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智商越高，能力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大，往往成为家庭的悲剧、社会的危险品。
有一次，我们班排练节目，本来安排在四楼，可学生们觉得七楼更安静，就想到七楼去练。七楼是国际部，学校有规定，学生们不能随便上去，因此，学生们就被服务员拦在了外面。其中一个学生和服务员大吵大闹，一定要上去，最后竟然把那个年轻的女孩给骂哭了。对方领导也不干了，一直告状到我这里。
为此，我召开了紧急班会。
我说：“你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满足，就是不被人尊重吗？什么是尊重？你先去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开电梯的服务员，按规章制度办事，她有什么错？你却对她破口大骂，给了别人尊重没有？凭什么只有你需要尊严，别人的尊严就该被你随意践踏？”
这时候，学生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主动向那位受委屈的服务员道歉。
我们小时候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兄弟好几个，父母、老师就是绝对权威，不听话就一顿好打。因此，孩子对父母唯命是从。现在关系有点倒过来了，独生子女个个是小皇帝，一个不高兴，就轮到家长和老师诚惶诚恐了。可是，如果大人和孩子的关系，永远在主人和奴隶的角色中变换，不管怎么转，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可能造就对社会切实有益的人才。
（一）
2008年高考前一个月，我到内蒙的田家炳中学，给高三学生做了一场报告。我的开场就给了学生一个惊奇：“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两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两个小时后，你们每个人的高考成绩至少提高20分。”学生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最重要的是信心，再加上学生对我仰慕已久，何不借此来点刺激呢？果真，孩子们兴奋地鼓起掌来。我向大家做了个暂停的手势：“先别忙着鼓掌，等我讲完后，如果你们确信自己能提高20分以上了，再用你们的掌声告诉我。”两个小时的讲座很快结束了，我笑着对孩子们说：“现在可以鼓掌，限时3分钟。”结果，上千名学生全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