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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古礼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古人作揖的方法有许多种。《周礼》《夏官司土》写道：“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大概所谓“特揖”是一个一个地作揖；“旅揖”是按等级分别作揖；“旁三揖”是对许多人笼统地作揖三下。《周礼》《秋官司仪》又写道：“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这里所谓“土揖”是手前伸而稍向下；“时揖”是手向前平伸；“天揖”是手前伸而稍上举。这些作揖的方法仍然不免要区分许多等级，尽可以不去管它。我们只要吸取最简便的作揖方法就行了。
从许多种作揖的方法中，要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举手。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清代的阎若璩，在《论语》《述而》的注释中说：“古之揖，今之拱手。”这两人的解说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吸取这种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见的点头或轻微的鞠躬，那末，这在一般的场合下，应该是行得通的吧。
不要滥用号码
从一本通讯登记册上，我看到了现时很常见的一些通讯地址。比如，“二一八工区十四段第六幢住宅三楼一○七号”，这样的地址一个挨一个，出现在眼前，不禁令人感到头昏眼花。
“干么要这么多数字号码？真难记！”收发室的同志向我表示了他的意见。据他说，现在用数字号码的太多了，除了有一些部队的番号、保密的工厂必须用数字号码代替真名以外，还有一大批数字号码是很不必要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单位，甚至许多零售店、缝纫社等等也都用起数字号码来了。把这么一堆数字号码登记在一起，密密麻麻一大片，简直没法记，常常弄错了。
“你说，这一套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从外国学来的吧！我们中国也有这一套吗？”他问。显然，他对于这许多以数字号码代名的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不大要紧，倒也有加以考虑的必要。
应该肯定，以数字号码代名，如果使用得当，并无不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姓名以及工厂、学校、机关、部队、街道、商店等等的命名，本来都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况且，我们知道有许多古人的姓名，就是数字号码。从一到万，历代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著名人物。翻开明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和廖用贤的《尚友录》，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由一字说起吧。不论是一、乙或壹，都有人用以为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有人姓一名善，曾任嵩明县丞。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的知县便是姓乙名太度。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是壹震昌。还有姓第二的。唐玄宗的中尉就有一个姓名是第二从直。至于姓三的，元代有一个三旦八，官居云南行省右丞，相当出名；姓四的也有一个著名人物，他是越王勾践的臣子，叫做四水。
也有姓五、伍和第五的。三国时代蜀汉后主朝中，有一位谏议大夫，姓五名梁。据宋代郑樵《通志》载：“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可见五和伍本来相通。姓伍的如伍子胥，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至于姓第五的就更多了。后汉时会稽太守第五伦比较有名，他的曾孙第五种，官居衮州刺史，也很知名。后来魏有第五文体，晋有第五猗，唐有第五峰，宋有第五宁远，元有第五居仁，明有第五规等等，就不必一一介绍了。
这些还只是前五个数字的大略情形，后面几个数字，包括六、陆、七、AE*、八、捌，九、百、千、万等的情形也差不多。其中有的姓，如姓陆、姓千和姓万的，至今仍然十分常见，完全用不着举例，需要引用例证的是：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举人有一个姓AE*名文伦；正统年间有个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还有，早在汉代王莽篡位时期，有一个讲学大夫叫做第八矫。唐高祖武德年间有一个翰林应诏姓九名嘉。此外，据郑樵《通志》载：“代县有九百里，为小吏。”这是姓九百的重要例证。明代福建泉州还有一个学者姓百名坚。
也许可以说，这些例子虽然都是以数字为姓，但是并没有以数字为名的呀！其实不然。古人的确有姓名全用数字号码的。清代有几个最好的例证：
六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
七十一，字椿园，乾隆进士，著有《西域闻见录》。
七十五，乾隆时正黄旗武将。
八十六，乾隆时江宁将军。
九十，嘉庆时广西提督。
“如果照这些例子推广起来，好不好就干脆把人名、地名、厂名、店名等等一律用数字号码来代替呢？”那位收发同志似乎对我有点生气了。我的意见当然并非如此。我认为数字号码可以用，但是不要滥用。有时用一些数字号码会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印象，更好地起一种符号的作用；滥用数字号码，以致千篇一律，到处雷同，结果必然使人无法辨认，也无法记忆，势将丧失符号的作用。
那末，用老一套的命名方法，难道就不怕千篇一律吗？我说：不怕！理由很简单，因为数字号码顶多不过十几个，无论如何摆布，变化总是有限，不可避免会发生雷同。汉字数量很多，如果安排得法，绝大多数则不至于雷同，即便有的雷同了，也能够设法区别。
尤其是用文字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挑逃恰当的字眼，力求确切、生动、富有吸引力，使人印象深刻，不容易忘记。这不是比干巴巴的数字号码要好得多吗？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
应该感谢读者们给我出了许多题目。近来我在《夜话》中多次谈论的都是大家要求回答的问题。今天我再把读者来信中询问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做一次漫谈。
今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六课，据说用了“期期艾艾”这个典故来形容口吃。有的语文教师对于书本上的注解发生了一些疑问。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吧。《汉书》卷四十二列传中有《周昌传》，记述一个故事说：“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在这一段文字下面，唐代的颜师古注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宋代的刘攽注曰：“期，读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谓极为綦。”
这个例子大家都比较熟悉，意思也很明白。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他是跟随刘邦起义、入关破秦的功臣之一，官拜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所谓“期期”是形容他口吃的。有的来信以为“期”是他的名字，那是误会。因为他越急越口吃，所以就屡屡出现“期期”的声音。“期期”
二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最初用“极极”或“綦綦”也无不可，也能表达口吃的声音。不过后来已经成了曲故，并且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期期”，当然就不必改变了。
与此相似，宋代的刘义床，在《世说》中叙述了另一个故事：“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中只说他口吃，没有说这个故事。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概记得，这个邓艾就是偷渡阴平，攻破绵竹，直入成都，消灭西蜀后主的小朝廷的那位大将军。所谓晋文王便是司马懿的儿子，那个野心勃勃为路人所皆知的司马昭。
看来，邓艾的口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当他称呼自己的时候。这一点与周昌不同。有的来信认为，“艾艾”是由于邓艾说自己的名字而引起的；那末，“期期”可能也是由于自称名字而引起的。其实不然。口吃最容易发生在齿音、喉音上面，不一定都是在念他们自己名字的时候才发生口吃的，至于“期期”“艾艾”的口吃声音，实际上也不一定都有两音，很可能重复出现三、四声不等。
对口吃的人进行嘲笑，并且把口吃的声音记下来，写在历史典籍上，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也太不严肃了。正如其他以人们的生理缺陷作为嘲笑资料，是属于刻薄和无聊的表现一样。但是，历来这一类例子却有不少。
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中说：“施肩吾与崔嘏同年，不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