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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