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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章中反复说明，颜回以他自己能够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他认为，颜回的这种快乐，是内在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是任何外在豪华的物质享受的快乐所不能比的。颜回如果不能学得象孔子那样，即便得了天下，也不会感到什么快乐；而使颜回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孔子太卓越、太高尚了，简直学不来。因此说，颜苦孔之卓也。如果把语气更加强调一下，那末，他的意思也可以说，孔子是高尚至极了，卓越至极了，无论如何学不到，所以说，颜苦孔之卓之至也。然而，又应该看到，这种惟恐学不到的苦恼心情，实际上也正是学习的人的乐趣之所在。
大家知道，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个颜回出身于贫穷的人家，但是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扬雄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颜回，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来的儒者都以颜回和孔子的故事，作为教育后人的材料，作为考试论文的题目。特别是明代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科举，此后的八股文章的题目，就离不开所谓圣人之言了。然而，明代的八股文题目比清代出题的范围还要宽阔得多，所以前次《夜话》中提到的那位督学徐文贞，居然把应试的秀才引用《扬子法言》的文句，批评为杜撰，这就成为笑话了。
我们现在对于扬雄的《法言》等著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加以研究。对于他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够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益处了。
不求甚解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不吃羊肉吃菜羹
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所以又想把它拿来重新做一番解释。
问题是由于写文章引起的。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师，总以为教学生熟读几篇“范文”，记住一套做文章的公式，背诵几大段到处都可以搬用的八股文字，似乎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考试中过关，甚至于可以骗取较高的分数。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任其自流而不加以制止，就将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很坏的影响。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同几位教师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引述了宋代大作家陆放翁的笔记，来证明我的论点。
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这种情况，事实上决不只是宋代才有，而是历代都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流行的文章风格，即便并非都象北宋推崇《昭明文选》、南宋推崇苏老泉父子的文章那样的受人重视，但也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殊文风，这是不容否认的。因此，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凡是“时文”都是不好的。如果做这样简单的推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时代的文风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是要看人们怎样认识和掌握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和由此产生的文风。因此，“时文”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把“时文”当成了八股公式。正如陆放翁提到的《文选》和苏文，本来都是好文章，毛病只在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把它们当成了八股公式，这就不好了。
无论什么文章，一旦变成八股，就僵化了。稍有创造性的人，决不会愿意在八股中讨生活。明代的徐文长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八岁开始学公式化的“程文”，后来遇到山阴知县刘昺，劝他多读古书，不要烂记程文，他就决心独创新的文风，不受时文程式的束缚。历来象徐文长这样的人还有许多。与此相反，历来也有一班人以公式化的文章为维持生活的手段，特别是清代实行科学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结果就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甚至使人投机取巧，弄虚做假，以致笑话百出。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人背诵了几篇祭文，背得烂熟。到了考试的时候，题目是祝寿的。他居然生搬硬套地把祭文抄上去，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背熟，临时乱抄“夹带”，竟至于把草书的“昔贤”二字误抄为“廿一日上天”五字。考官见他可笑，在试卷上批道：“汝既欲廿一日上天，本院亦不敢留汝。”这一类笑话虽然发生在死去了的封建时代，但是，现在的人也未尝不可以引为鉴戒啊！
总而言之，文章切忌八股公式化，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