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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亮出刀来，厉声大喝道：“天下有父亲杀儿子的吗？这个逆子达启，整日游手好闲，淫恶成性，在宫里傲慢不训，胡作非为，现在不把他除掉，他日必然背负国恩，败坏门户。谁若不听从俺的命令，俺这刀也将饶不了他！”大家听了，十分害怕，遂把达启拉进屋子里，用被子蒙上他的头，将他活活闷死。
杀死达启以后，额亦都回到城里，向努尔哈赤叙述了这事，并请求谅解。努尔哈赤听了，感到震惊，整日难过，一再批评额亦都，说他太过分了。多少天以后，努尔哈赤才逐渐平静下来，终于了解额亦都杀死儿子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公心。于是更加赞叹额亦都的为人，以为他是为国为民，做到了深谋远虑，为了效忠自己，已忘记了儿女私情。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且说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国以后，比较重视立法治民。他对大臣们说：“为国之道，存心贵乎公，谋事贵乎诚。立法布令，则贵乎严。若心不能公，弃良谋，慢法令之人，乃国之蠹也，治道其何赖焉！”他又说：“生杀之际，不可不慎。必公平和气，详审所犯始末，方能得情。”
努尔哈赤要求各大臣每五天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再去审理衙门对各种罪犯进行审判。建立后金国以后，时有受贿、荒怠之事，于是规定不许向有罪者索取银两，在审案时，也不许喝烧酒，吃佳肴。并明令允许各地部民到赫图阿拉告状伸冤——如属实，给予免罪；如果是诬告，则予反坐处之。
在执法时，努尔哈赤强调要按法规办事。虽子、弟、侄、孙等，如有触犯刑律者，一律严惩不贷。一次，他的侄子济尔哈朗、宰桑武和孙子岳托、硕托，因取得扈尔汉分与的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在赫图阿拉的都堂衙门里，穿上女人的衣服，短袍，裙子，加以羞辱，并划地为牢，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自去幽坐的地方，叱责诸侄孙，向他们脸上啐唾沫。努尔哈赤如此大动肝火，故作姿态，显然想利用这件区区琐事，既惩儆子侄，又严诫诸臣。不过勋臣如罹重罪，他们因军功而获得的免死券，可使他们得到赦免。
努尔哈赤对犯罪行为惩罚厉害，刑法极为残酷。一次，三个八旗士兵被蒙古人无故杀死。努尔哈赤得知消息以后，十分气愤，立即命令将犯人两手钉在木头上，两脚捆在驴腹下面，骑着驴子押解到赫图阿拉行刑。一天，阿纳的妻子竟用烧红烙铁，去烫烙家婢的阴部。努尔哈赤得知后，命令刺穿她的耳、鼻。
另外，如男人盗窃，女人要规劝、告发；否则，其妻要脚踏赤红火炭，头顶灼热铁锅，处以死刑。一天夜里，伊兰奇牛录的工匠茂海，奸污编户汉人妇女。努尔哈赤命令将茂海杀死以后，碎尸八段，八旗每旗分尸一段，悬挂示众，以儆效尤。
努尔哈赤不仅重视立法布今，而且重视加强思想统治。他利用喇嘛教取代原有的萨满教，作为麻醉部民的精神鸦片。萨满又称珊蛮等，在满语里是巫视的意思。原始的萨满教，已不适应于满族封建主对农奴和降附的蒙古族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因此，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的过程中，汲取蒙古封建主统治经验，把长期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喇嘛教加以推崇，作为驾驭满族人民和笼络蒙古人民，维护后全军事农奴主统治的精神工具。
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它和当地原有的本教长期互相影响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喇嘛教的形式。喇嘛教按佛教信条，宣扬生命即是苦难，摆脱苦难的方法是修行。它劝说被压迫者群众，要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喇嘛教的这一套说教及其宗教等级制，恰恰符合后金新兴统治者的需要。
努尔哈赤模仿喇嘛教的语言，对广大后金部民们说道：“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
为了崇奉喇嘛教，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努尔哈赤授意在赫图阿拉城东高地上，修建喇嘛庙。用三年时间，建成七座大庙。
努尔哈赤一手握着法令权柄，一手捧着喇嘛经典，动之以残酷刑罚，诱之以憧憬来世，恩威并济，软硬兼施，加强了对后金人民的统治。
第六章 马鞭指向了中原
努尔哈赤仰天饮干杯中酒，望着盔明甲亮马壮兵强的八旗健儿，大金汗王雄心万丈：“健儿们，南面就是富庶丰饶的中原，杀过去，它就是俺女真人的了！”顿时，万马奔腾，烟尘蔽日，整个辽东大地在八旗的铁蹄下发出痛苦的呻吟……
一、夺得大明第一城
话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成立后金国以后，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这时的后金，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又征抚了漠南蒙古，扩大了兵源基地，稳定了后方。不仅地域扩大，人口也猛增起来，势力更加强盛。偏居辽东一隅之地，已经满足不了后金统治者增加财富和向外扩张的欲望。身为后金汗的努尔哈赤，追念金朝人主中原故事，反明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于是他把战略的重点，从女真内部的统一，开始转向外部，首先准备攻占明朝的辽东地区。
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辽东军备废弛，客观上又给努尔哈赤战略的转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万历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穷苦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统治阶级内部，主昏臣庸，宦官当权，党争日烈，整个社会腐败不堪。万历皇帝挥金如土，侈糜无度。为了增加内库的收入，满足他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还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收刮民脂民膏。太监高淮到辽东开矿收税，贪暴虐民，把辽东军民“逼上梁山”，纷纷起来反抗。他拖欠建州的参钱、珠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明代辽东边官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拼命克扣，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统治者不能正常获利。
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尽管努尔哈赤积储有年，但是连年大灾，导致农业不收，羊牛瘟疫，造成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若是出兵劫掠抚顺，既是建州统治者的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暖，缓解危急。这些因素，都促使努尔哈赤下定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后金国汗努尔哈赤传令各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喂好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初，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传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日，咱们为人处事，应该以正直为主；战争时期，咱们要提倡智巧谋略。战争当中，每个人要能够做到不劳己，不损名，并能够克敌制胜。这样的人才能作为三军统帅。”
为了保证出师的胜利，努尔哈赤在战前还申明军纪，颁布“兵法”，进行军事训练，修整器械等。他具体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在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制造云梯两件，以备攻城之用。”为了蒙蔽明朝，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秘密进行。连伐木制造云梯的事情，也扬言是为了大兴土木，修建马棚之用，不准走漏一点风声。
努尔哈赤又召开全体将领开会，向他们申明军纪。他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任何士兵不准离开自己所在的牛录；谁若违抗命令，将严惩不贷。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
在会上，他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自行引退；如果勉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大小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儿戏。”
在攻城的策略上，努尔哈赤又具体说道：“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两个人盲目地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